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73号


　　《贵阳市饮用水源环境保护办法》已经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６日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孙日强
　　　　　　　　　　　　　　　　　　　　　　　　　　　二０００年元月五日
　　　　　　　　　　　 贵阳市饮用水源环境保护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饮用水源生态环境，防治饮用水源污染，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集中式供水的饮用水源和地下水源（以下简称饮用水源）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


　　第三条　饮用水源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市、区、县（市）长环境目标责任制，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饮用水源环境质量负责。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对本市跨行政区域和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划分饮用水源保护区，并审查批准保护饮用水源的方案和具体规定。区、县（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式供水的饮用水源划分水源保护区，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前款所称饮用水源保护区是指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地下水源保护区，其中包括水域和陆域。
　　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可划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后，应向社会公布。


　　第五条　饮用水源环境保护管理实行全面规划、统一管理、分工负责、以防为主、防治结合，以保护水质、水资源为重点，以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目标，坚持保护水源与开发整治并重的原则，实现社会、环境、经济效益的统一。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污染和破坏饮用水源的行为，均有进行监督和检举的权利，同时负有保护饮用水源环境的义务。
　　对保护饮用水源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及环境保护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保部门）对本地区饮用水源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饮用水源污染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组织协调本地区有关部门做好饮用水源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
　　（二）负责组织制定和监督实施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水污染防治规划和计划；
　　（三）负责对饮用水源的水环境质量及其流域污染源的监测；
　　（四）负责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发放，征收排污费、超标准排污费；
　　（五）查处污染饮用水源环境的违法行为。


　　第八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的规划、城建、水利、林业、城管、卫生、农业、市容环卫、公安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协同做好下列饮用水源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一）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水环境功能区的要求负责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开发建设的规划和管理，在建设项目选址工作中，严格把关；
　　（二）水利、林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做好饮用水源保护区流域内的水土保持工作，在确保饮用水功能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三）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饮用水资源保护区的水质监视，定期向环保部门通报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状况和动态监视情况，提出污染控制及保护饮用水源的意见和建议；
　　（四）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饮用水源水质卫生标准，负责对饮用水源的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五）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林地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并组织监督实施；
　　（六）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提出控制农药、化肥、农膜、禽畜粪便对饮用水源污染的措施，并负责监督实施；
　　（七）市容环卫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水源保护区内粪便、垃圾的堆放和无害化处理，并采取其他措施，防止对饮用水源的污染；
　　（八）公安机关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区治安秩序的管理工作，维护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公共安全。

第三章　饮用水源的保护





　　第九条　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水质必须符合国家《ＧＢ３８３８－－９６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二类标准，二级保护区的水质必须符合国家《ＧＢ３８３８－－９６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标准，准保护区应保证二级保护区水质达到规定的标准。
　　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区的水质标准应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源水质标准。


　　第十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对划定的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立界碑或界桩。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或擅自改变界碑或界桩。


　　第十一条　在饮用水地表水源准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禁止向水体排放或者倾倒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渣废液、含放射性废渣液、含病原体废水及其他废液或废弃物；
　　（二）禁止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船和容器等；
　　（三）禁止毁林开荒、破坏植被和非更新性砍伐水源林、护岸林等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行为；
　　（四）禁止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


　　第十二条　在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除执行第十一条规定外，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必须削减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排放量应当符合排污总量控制指标；
　　（二）新建生活小区和已建成生活集中区，必须采取污水综合处理措施，生活污水必须经处理后达标排放；
　　（三）不得新增排污口，已有的排污口必须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保证保护区内水质符合地面水三类环境质量标准；
　　（四）禁止在库区内围库造田、开垦种植、填挖土方、围塘养殖；
　　（五）禁止设立有害化学物品仓库，堆置有毒有害物品。


　　第十三条　在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执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外，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禁止设置新排污口，已设置排污口必须按规定限期搬迁；
　　（三）禁止设置与供水无关的油库和停靠船只；
　　（四）禁止倾倒、堆放、填埋工业固体废弃物、城市垃圾、粪便和其他废弃物；
　　（五）禁止从事网箱水产养殖、旅游、游泳、洗涤、挖砂、捕鱼、开设餐饮业及其他污染水体的活动；
　　（六）禁止从事破坏山石、林木、植被、水生生物的活动。


　　第十四条　在地下水源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禁止新建、扩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建设项目；
　　（二）禁止从事破坏性开采地下水、擅自打井取水或者从事其他污染地下水的活动；
　　（三）禁止利用渗坑、渗井、裂隙、溶洞等排放污水和其他有害废弃物；
　　（四）禁止设置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污染地下水源的堆放场所。


　　第十五条　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准水源保护区的污水排放口必须进行整治，并安装污水计量装置。污水处理设施应当正常运转，并定期向环保部门报告污水处理情况。


　　第十六条　禁止直接或者间接向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排放煤矿废水和其它矿坑废水。
　　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不得销售、使用含磷洗涤用品。


　　第十七条　禁止新建无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小型化学制纸浆、印染、染料、制革、电镀、炼油、农药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对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现有污染源，限期治理，排污单位应当如期完成治理任务。新建的旅游设施，必须符合环保标准。


　　第十八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饮用水源污染的，排污单位应立即切断污染源，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污染。事故单位及个人必须在事故发生后４８小时内报告所在地环保、供水、卫生、水利等部门，并由环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事故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九条　环保部门和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饮用水源保护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有责任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条　擅自改变、破坏饮用水源保护区设定的界碑、界桩的，由环保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在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游泳、洗涤的，责令立即改正，并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排污单位故意不正常使用水污染处理设施，或者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标准的，由环保部门责令恢复正常使用或者限期重新安装使用，对非经营活动中的，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对经营活动中的，处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贮存、堆放污染物或者废弃物的，由环保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给予警告或者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弃置、倾倒、排放污染物的，由环保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给予警告或者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上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建设无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小型企业，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


　　第二十六条　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经限期治理，未能如期完成治理任务的，除按国家规定征收两倍以上超标准排污费外，环保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１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或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权限责令其停业或者关闭。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水污染事故的排污单位，由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保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处以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的３０％计算罚款，但最高不超过２０万元；情节严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排污单位拒绝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由环保部门给予警告，或者处以３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同时违反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由有关行政主管机关依法处罚。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环境保护部门及其他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防治饮用水源污染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贵阳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我国民事诉讼救济程序之缺陷与重构


□徐纯志

内容提要：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具有强制性、排他性和稳定性，在法律上是不能被轻易推翻的。而现实行两审终审制难以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再审制的混乱又频繁挑战已生效的裁判，两审终审和再审的矛盾冲突和制度缺陷日益显现，应建立有限三审制取代两审终审制，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作法，缩小和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院抗诉范围，检察抗诉应限制在法官徇私枉法而所作的裁判范围内,这样才能理顺民事诉讼救济程序的混乱状态,并能保障法律的统一施行，树立司法的权威。

导 言

在法官任上，笔者见到了一部分生效裁判的终而不终，已生效而似未生效，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口号掩护下，法院忽而自己否定自己的生效裁判，忽而上级法院提审，忽而又是检察院“名正言顺”的代表一方当事人提出抗诉。再审裁判后，败诉当事人又缠诉不休，要求再再审，除了往上级法院跑而外，还往人大和检察院申诉。有时生效裁判正在执行或者已执行完毕，上级法院又以提审为由要求“冻结”。生效裁判在混乱的不完善的诉讼救济程序下显得极不稳定，似乎没有尽头，裁判的既判力受到严重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及法官的威信—特别是其层法院和法官的威信受到严重的影响。勿说百姓，就是笔者身为法官亦觉得法院这道最后屏障不是那么坚固。这样的状况最终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权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及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现行的民事诉讼救济程序的制度不可否认是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并借鉴前苏联的司法制度而设计的，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适合审判工作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案件类型的多样化、复杂化趋势，特别是适用法律难度的增加，现行的审判救济程序已不太符合现实的需要和科学解决诉讼纷争的要求，应加以改造。

一、我国民事诉讼救济程序的缺陷
何谓民事审判救济程序？即是在民事审判中，有权提起程序启动的主体认为裁判错误而向法院提起的要求复查的补救和监督程序，包括上诉审程序和再审程序，二者可统称为“复审”。上诉审是由当事人法定期限内提起的由上一级法院对原审未生效裁判进行复查的救济程序。再审是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 对其认为错误的生效裁判要求进行复查的救济程序。设置上诉审的目的有三：“1、给一审遭受不利判决的当事人提供救济；2、对一审法院进行审判监督；3、统一法律的解释与适用。” 实际是给原审遭受不利判决当事人多一根“救命稻草” ，多一次维护权益的机会。同时，也是上一级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对原审法院裁判进行检查、监督，使有错误的裁判在发生法律效力前得以纠正的诉讼程序。 再审程序与上诉程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复查对象的不同，前者为已生效裁判，后者为未生效裁判；前者审理的主体可是上一级法院也可是本级法院，后者为上一级法院。

两审终审与再审的逻辑矛盾纠缠

建国初期，我国之所以未采世界通行的三审终审，独标一帜，实行两审终审，主要理由据说是审级太多，易为一些不良之徒所用，缠讼不休。 同时亦基于我国的国情考虑，我国地域广阔，很多地方交通不发达，多审级会给当事人双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浪费。实行两审终审绝大部分案件可在当事人辖区解决，一方面可以方便诉讼，减少讼累；另一方面，也便于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摆脱审判具体案件的负担，从而集中精力搞好审判业务的指导、监督。 另一个原因是前苏联司法制度的影响。作为这样理想化的制度设计，让案件在经过两审后就了结，既经济又快捷。但又考虑到我国法律发展起步晚，法律规定粗简，法官职业化水平不高，客观上难免办错案，同时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价值取向影响下，追求实体的绝对公正成了诉讼的最终目的和诉讼公正的最终价值评判标准。为了对生效的错误裁判加以纠正和补救，又专设了再审程序来加以弥补两审终审的不足。由于再审程序设计的极不完善，提起再审的主体多，法定事由多而模糊，难以把握，再审程序被频繁启动，两审终审已名存实亡，事实已走上了极不规范的三审终审，甚至多审而难终。一方面法律上明文规定两审终审的法律原则，而实践中又允许由再审而提起的三审、四审，甚至多审 ，其后果不但不经济，反而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同时亦耗费了大量的审判资源，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使生效裁判长期处于“未生效”的不稳定状态，极大损害了终审裁判的既判力，损害了司法裁判的权威。再审程序设置的目的是纠错，但有的案件再审后还要再再审，甚至多次再审，后一再审又不断否定前一再审，再审成了没有尽头的路；无限再审和无序再审使最终的公正和效率根本无法预测和评估；使纠纷解决机制变成一个望不到尽头的诉讼海洋。

二审法院法官成了法律帝王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即终止。大量的民事案件一审在基层法院，终审在中级法院。由中级法院一审、高级法院终审或者高级法院一审、最高法院终审的民事案件凤毛麟角。中级法院属于级别较低的法院，法官的业务水平、办案能力以及对法律的理解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现行的两审终审制却使二审数以万计的法官成了口含天宪、说一不二的法律帝王。众口难调的结果是同类性质的纠纷，在不同的中级法院获得了截然相反的判词。 难怪偶尔看到新闻媒体上载出大至相同案情的案件不同的法院却得出不同的判决结果。大致相同案情的案件在不同的中级法院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给当事人及大众造成一个错觉—法制的不统一或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或是法官徇私裁判，其后果是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
中级法院一般按行政区划相应设置，一个地区一个中级法院，中级法院与当事人的空间距离较近，这就给当事人不打一审打二审提供了“勾通”法官之门，而愿意被“勾”之法官又仗着其手中的终审权而大胆“歪”判而高枕无忧，不但当事人不服，民众不服，甚至有时连一审法院的法官们亦不服。因此，终审裁判的权威就大打了折扣。

检察院成了当事人的代理人

在民事诉讼领域中，设立检察机关的抗诉权确实是我国法律的一大创举。 在民事司法实践中，除了当事人就法院裁判不服而向检察院作信息反馈而外，检察院几乎没有获取审判信息的渠道。因此，检察院自主对民事裁判提出抗诉的非常鲜见，往往是应一方当事人的请求而提起再审。因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难度较大，而法律又明文规定检察院提起再审的几率是百分之百，当事人于是就千方百计利用检察院这个公权力为自己的私权利服务。在实践中，其弊端不容忽视：第一，世界各国通常认为民事诉讼领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民事诉讼的发动和发展完全是当事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介入个人私权领域，而当事人利用检察院的法定职权为自己的私权服务恰恰是公权力介入私权的典型体现。第二，法院的审级诉讼程序是严格按照一整套公平诉讼程序进行的，而检察院启动再审前单方接触当事人并为当事人调查取证等行为则是违反公平原则和诉讼规则的，实际上是帮助一方当事人来对抗另一方当事人，人为造成诉讼力量的不平衡，破坏了争议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即是违反了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的 。第三，检察院代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实际为检察人员的腐败创造了温床，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有的当事人一审败诉后出于上诉要钱而由检察院抗诉不要钱的考虑，规避正常的上诉审而求助于检察院，以为不花钱就能扭转败局，往往事与愿违。检察院的民事诉讼监督应该承认是一种权力，权力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权力与腐败是相伴而生的，总会有人试图用不正当方式影响权力的执掌者，让权力的动作偏离法律认定的轨道，权力的执掌者也可能利用公权力来谋取私利。 检察官为了搞清案情与一方当事人不得不过多的接触，其不良行为则难以规制，而当事人为了让检察官为自己办事往往花钱以请吃、送礼等非法手段让检察官就范。因此，当事人诉讼成本往往大大超过法院正常的审级诉讼成本。第四，检察官在启动再审程序前因过多接触一方当事人，对该当事人难免产生亲近感，而往往未接触另一方当事人，听不到另一方当事人的意见，在启动再审程序时难免有偏听偏信之嫌。第五，检察院总结公布宣传启动再审改判业绩等给当事人及大众造成检察院可信而法院不可靠的错觉，在很大程序上怂恿了当事人在一审裁判后舍弃正常的上诉审救济程序而任意利用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

再审还是不可靠

再审程序的制度设计缺陷造成了一些案件被多次提起再审。有的是一个法院对同一案件多次再审，自己不相信自己，自己不断地否定自己。有的是逐级多次再审，下级法院的再审裁判被上一级法院的再审裁判不断的否定，一个结果被另一个结果不断的替代，一个“公正”被另一个“公正”推翻。就像水波浪，一浪接一浪，后浪推一浪，无休无止，不知尽头在哪里。这样的裁判有始无终，权威在哪里？公正在哪里？效率又在哪里？往往一个案子这样折腾下来，其运作成本远远大过了案件本身，不但耗费了当事人大量金钱、精力和时间，同时亦耗费了法院大量的审判资源，最终得不偿失。按照程序公正的要求，程序必须及时终结，这就是说，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有时间限制的，事实不能无期限地调查下去，证据也不能无期限地收集和提供。 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一切过去的事实虽然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法官来说却是有待证实的。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后，当事人围绕程序规则进行举证，以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成立和请求合法，法官则应运用证据规则来发现案件事实，当然这个事实与客观事实吻合那当然好，但这样的期望往往是不现实的，过去的客观事实必须由当事人来举证恢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法官是无法判断其到底是否是客观事实的，所以法官只能依据在案证据来判断案件的事实，即所谓的追求证据事实（或称法律事实）。而在有时间限制的诉讼程序中，追求无限的没有证据证实的所谓“客观真实”是不现实的，其不同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追求绝对的“客观真实”是有限的人生所无法办到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诉讼程序是一种纠纷解决机制，目的在于高效的解决纠纷，维护正常的社会正常秩序，让纠纷当事人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投入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如果为了“挖掘”上帝才知道的所谓的“客观真实”而无限时地在个案上使用这个机制，那将耗费人们过多的时间，耗尽人的精力和社会有限的资源，使个案久拖不决，大量纠纷的发生如果都这样有始无终而且代价昂贵，对个人对国家将是得不偿失，那么将纠纷诉诸法律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法院自身提起再审的弊端

在大众的心目中，法院是依法办事的地方，是在穷尽了其他一切救济手段后的最终解决纠纷的处所，对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判理应是相信其公正性的。在审级制度的设计上，设置两审终审是法律所固定下来的，即使对一审裁判不服，对终审亦是难以怀疑其公正性的。而法院往往对自己或者下级法院作出的已生效裁判提起再审，进行自我纠错，自我否定，而往往这种纠错都是实体方面的而非程序方面的，表面上看是遵循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办事原则，实则是违反司法的程序性和终极性的，也不符合民事关系的性质。一个案件，只要法官依照程序进行了审理并作出裁判，当事人不上诉或上诉后作出了终审裁判，在目前的两审终审程序设计下，当事人的救济程序已用尽或放弃不用（如不上诉），那么这个案件的实体处理就应当视为是正确的，正如蒋惠岭法官所言：“因为经过了程序，所以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错的也是对的。” 从美国O.J.辛普森刑、民事案件的审理可见程序正义是多么的威力无比。 法院自身提起再审往往是在执行生效裁判过程中发现了新的证据，而不是对在案证据的重新确认。如果出现了任何新的证据后就要更改已生效的裁判，对当事人在诉讼阶段的举证责任就没有任何约束，当事人可随时举证推翻已生效的裁判，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就没有任何价值可言，诉讼就成了有始无终的过程。说到底，我们现行的再审制度是重实体而轻程序。
民事关系属私权领域，应充分贯彻私权自治原则，尽量减少国家不必要的干预。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享有处分权，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提起再审则表明其已经放弃了其自身的权利，则法院没有必要主动进行干预，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不考虑当事人的意见而强制提起再审程序。
本来法院审理案件是严格按照审判程序来严格操作的，实体的处理在不同的审级和不同的法官因水平的不同和对法律的理解有所差别亦属正常，对实体的追求只能是相对公正而不可能绝对公正的，美国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设置更高级别的上诉审足以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个问题，本级法院没必要老是自己否定自己，这样无疑给当事人一个错觉—法院原审不严肃认真、法官素质低、法院不可信。

（二）民事诉讼救济程序之重构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加强，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形迅速增加，案件的类型也呈多样化趋势，案件的复杂程度明显增加，这不仅是诉讼标的额的增加，还包括案情复杂性的增加、特别是适用法律难度的增加。 当事人对公平正义追求的愿望越来越高，现行的两审终审制和再审的程式设计已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只有对其进行改革才能革除其弊病。笔者认为应作如下改革：

建立有限三审终审程序是保障法律统一实施和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程序基础

我国的法律发展时间不长，法律规定比较粗简，弹性较大，实践中缺乏判例指导，个案审理终审级别较低，使法律适用出现难以统一的局面。 同时，大量民事案件发生在基层，终审在中级法院，前述已论述了中级法院属于级别较低的法院，法官的业务水平、办案能力以及对法律的理解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终审后抗诉的再审的亦相当普遍而且弊端重重，那何不如取消或者大大缩小再审范围代之以有限的三审终审，将再一次启动程序的权利交给当事人，让当事人一次告个够？让其见识见识更高水平的法官和更加威严的法庭，也许这不失为一种树立法律权威和息讼服判的好办法。事实确实如此，世界上大多数西方国家均是实行有限制的三审终审制度，如在美国，美国的联邦法院系统由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组成，当事人不服地区法院判决的，可以向上诉法院上诉，对上诉法院的判决再不服，经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同意，还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英国的民事法院系统由郡法院、高等法院、民事上诉法院和上议院组成，，当事人不服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判决，可以向上诉法院上诉，对上诉法院的判决不服，还可以向上议院上诉，上议院是终审法院。日本也实行三审终审。大陆法系的法国和德国则根据案件的不同类型与性质而分别实行一审终审、二审终审和三审终审。 有学者认为，三审终审与诉讼经济原则不相符合。 当然，将所有案件都纳入三审终审的范围确实违背了诉讼经济原则，但如果实行有限制的三审终审，对第三审加以严格限制，即规定一些案件两审终审而告终，而规定部分案件可三审终审，对一些生效裁判规定不得提起再审，对一些生效裁判可以提起再审 ，那么应是比较科学的符合审判规律的，比起现实行的无限再审则经济和权威得多。西方国家所实施的三审终审亦是有限制的三审终审，而且第三审均是法律审。上诉审可分为事实审与法律审，前者是指上诉审的审查内容不仅包括原审裁判对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法律点），而且包括对案件事实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事实点）；而后者是指上诉审的审查内容只针对原审对案件的适用法律上的问题。 一审和二审不仅包括对事实点的认定，而且包括对法律点的适用，这是我国民事诉讼现实行的模式。对事实的确定有两审法院把关足矣，第三审法院没必要再对事实重新进行审理或复查。有限的三审法院审判资源 亦是不能对大量的案件进行第三审的事实审查的。从民事诉讼证据举证时限规定来分析，对事实的认定一般是由当事人举证证明，当事人举证已规定了时间限制，除非是“新的证据” ，所有的证据在一审就应该提出，否则不予质证和采纳。经过二审的复查，案件的事实足可确定下来。那么第三审的功能是什么呢？应是对法律适用的审查，即法律审。当事人只能以二审裁判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提起三审，第三审法院审查的内容只能是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各国立法及理论都十分强调法律审在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功能。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管辖区域更为广泛，对法律的理解一般比下级法院更为准确可靠，在上诉审中发现原审适用法律方面的不当，并采取一定方式加以纠正，这样由下而上逐步可以实现法律的统一适用。 按我国四级法院的设置，第三审法院只能是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因大量的上诉案件和有限的审判资源的反差，如当事人认为二审裁判适用法律不妥就可提起三审，则两高院则难以承受，应实行上诉许可制度，只有经第三审法院审查认为确实是适用法律问题而非事实问题后才允许进入第三审程序。

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规定

在设置有限三审终审制的前提下，应取消法院自身提起再审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规定。三审比二审多了一个审级，而且三审是由更高水平的法官审理，案件如经过了三审，足以确保案件裁判的正确率和公正性，没必要再启动再审程序；如一审当事人不上诉，就是当事人对自己上诉权的放弃，属私权处分范围，法院没必要自我否定自提再审。当事人舍上诉而求再审更是没有理由的，除非掌握了法官一审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案件，可向检察院举报并要求再审。学者李浩亦认为， 不能赞同当事人舍上诉而寻求抗诉的做法，我国《民事诉讼法》已设置了上诉制度，已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纠正错误裁判，又规定了再审制度，无论从民诉法关于诉讼程序的设置和安排看，还是从当事人寻求救济的顺序看，不服法院的一审判决的常规救济方式都应当是上诉，申请再审或抗诉的救济方式一般是二审法院的终审判决而使用的，只是在例外情形下 适用于第一审判决。否则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就会急剧增加而难以承受，当事人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负担诉讼费的风险，将部分诉讼费成本转移给国家。笔者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二审后如不是法律适用问题当事人无法提起三审或当事人不提出法律适用问题三审而致裁判生效，亦属正常经过两审法官把关的生效裁判，法院亦不可自提再审更不应受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所谓“官无悔判” 是也。这个词虽是反映了封建司法官吏的司法原则，在当时诉讼救济程序不完善情况下，确实不妥，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现在诉讼程序完善了并能给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不服一审可上二审，有的还可打三审，程序的设置足以使错误的裁判得到上级法院的纠正，因此，本级法院不宜再对自身作出的裁判加以否定，否则权威难塑，“官无悔判”在现代司法理念中焕发出新的现实意义。

法官徇私裁判应是检察院提起再审的唯一法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