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判中的法律解释与漏洞补充

杨亚新


　　法律规范由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两部分组成，在构成要件被满足时，即发生法律效果。法律规范的适用，就是对一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判断，认定其满足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从而产生该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法律效果的过程。该过程可分为四个步骤：法定构成要件的内容解释及确定；案件事实的调查与认定；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定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这四个步骤不是相互独立，而是彼此相互影响的。要准确全面的适用法律，离不开对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对法律规范进行准确的解读，法律适用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法律解释的过程。
　　一、行政审判中的法律解释方法
　　行政法律规范的解释，与其他领域的解释一并，其功能在于，法律适用者为将法律条文适用于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对于法律条文所欲规范的内容发生疑问时，通过法律解释，使法律适用者理解、确定法律条文的意义。法律解释的目标，在于发现、确定法律规范的真正意旨。法律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法条文字的字面含义，而应探求法律规范实际上的规范意旨，确定立法者利用法律文字所要达到的目的。
单就解释方法而言，行政审判法律解释的方法与一般的法律解释方法大致相同，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等。
　　（一）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是指以法律用语的文字意义为出发点，在一般语言习惯所了解的意义上对法律条文进行的解释。
　　在文义解释中，比较容易产生分歧的是对例示性规定的解释。法律规范中对于其规范的事项，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予以调整；列举式、列举式加概括式、概括式。例示性规定是列举加概括的法条规定的简称，即法律规范在列举其适用的典型事项后，又以“等”、“其他”等概括用语加以规定。
　　1、“等”外而无“等”内
　　单纯从文义而言，“等”字确实是一个多义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其与列举规定和例示规定的解释相关的是两种解释：一是“表示列举未尽”；二是表示“列举后煞尾”。前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等外”，后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等内”，实质上就是列举式规定。因此，除非法条有特指，涉及到“等”字的规定原则上都应该解释为例示规定，而不解释为列举规定。列举的四种只是最常见的，其他的如出租车、地铁、磁悬浮列车，也属于公共交通工具。
　　2、概括事项只能与例示事项相一致
　　在例示性规定中，例示用语所庙宇的行为或者其他法定事项的类型已经非常明确，而概括用语则往往是抽象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或者一靓性的，如何理解例示事项与概括事项的关系以及如何确定概括事项的范围？在法理上，以一则拉丁法律谚语解释例示规定极为恰当，即“例示事项之未所庙宇的概括用语，不包括与例示事项明示的性质相异的事项”。也就是说，对概括事项的解释不应与例示事项所规定的事项的性质不一致，只应包括与例示事项相一致的事项。当然，例示事项的性质，有的法条口已经列明，但大部法条中没有列明，需要适用法律者自己去理解。
　　（二）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指以法律规范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则在于解决规范之间的价值冲突。
　　在进行目的解释时，可能会将法条的文义限缩，也可能将法条的文义扩张。
　　（三）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地位，或其与相关法条之间的关系来阐明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法律规范的条款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条款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因此，对法律条款的理解，需将其置入法律的整体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法律解释时需注意，有些法律条款中有例外规定，根据法条的内在逻辑把握住例外规定的核心内容，是正确理解适用该条款的基础。例外规定往往以“但书规定”或者“另有规定”的形式表述，可能在同一法律条款中，也可能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中。
　　（四）其他解释方法
　　比较常见的其他解释方法主要有历史解释与合宪性解释。历史解释，是指通过对立法资料的探求以获知立法者当时的立法本意的一种解释方法。这里的立法资料，包括立法过程中的一切记录、文件，如预备资料、预备草案、草案、立法理由书等。合宪性解释，是指一项法律条文的解释，如果有多种结论只要其中一项结果可以避免宣告该法条违宪，就应选择该种解释结论。
　　（五）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
　　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何在种种解释方法之间作出选择呢？也就是说，种种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看，不同的解释方法之间具有一定的位队关系，但既浊固定不变的，也不能任意选择，而且还常常存在着互补关系，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个案中选择具体的解释方法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
　　2、目的解释是解释活动的价值指引，具有独立的价值。
　　3、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解释方法往往不具有独立性，均是确认法律目的的手段。
　　二、行政法律适用中的漏洞补充
　　（一）漏洞补充与法外究竟
　　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即使通过法律解释，现有的规定也许仍然不能满足我们的规范需求。现行法律还存在着应予规范却未予规范的情形，这时使会存在法律漏洞。法律漏洞的存在，是由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立法者的思虑不周以及社会情势的变迁等原因客观造成的。这时，为实现法律的目的与价值，在法律适用中就需要进行法律漏洞补充。
　　当然，并不是所有法律未予规范的事项均属法律漏洞，只有为达成立法目的应予规范但却未予规范的事项才属于法律漏洞。对于某些事项法律可能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认为不应由其调整因而有意地保持沉默，该种未予规定并不违反立法目的，因此不属法律漏洞，而属于法外空间的范畴。
　　（二）漏洞补充与依法行政
　　漏洞补充与法律解释的区别在于是否在法条可能的文义范围内，法律解释是在法条“可能的文义”之内使法律规定明确、具体，因此，其并未逾越法条涵盖的范围，而法律补充的内容则已经超现了法条“可能的文”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立法”的性质。当然，“可能的文义”的界限并不总是十分明确的。
法律漏洞的补充，例如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乃是贯彻平等原则的要求，不仅可以防止恣意，而且可以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故在行政法领域，除行政处罚受处罚法定主义的限制不允许漏洞补充外，一般均承认漏洞补充的合法性。只是行政法上的漏洞补充，与民法领域上被广泛的承认相比较，应受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
　　法律保留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从事行为，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根据自己对立法目的的理解，自行创设法律规范包括进行法律补充。但法律保留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行政领域。行政诉讼是对于行政行为的审查，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不能进行法律补充，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也就没有进行法律补充的可能。因此，在行政处罚领域，非国有财产的征收以及财政、税收等的基本制度这些领域的行政诉讼中，应该不得进行法律补充。
　　二、漏洞补充的方法
　　行政诉讼中法律补充的方法由于受“依法行政”原则的制约，与民法相比有细微差异。行政诉讼中法律补充的方法应当包括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缩。
　　类推适用，是指将法律明文规定，适用到非该法律规定所直接加以规定，但其法律之重要特征与该规定所明文规定者相同的案型。类推适用的法理在于平等原则，及基于正义的要求，相同事物应为相同处理。
　　目的性限缩，是指法律条文的文义应涵盖某一案型，但依立法目的不应包涵此案型，系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未将其排除在外，于是为贯彻立法目的，而将该案型排除在外的一种法律补充方法。
目的性扩张则正好相反，是指为贯彻法律规范意旨，将本不为法条文义涵盖的案型，包括于该法条适用范围之内的法律补充方法。
　　三、行政法律适用中利益衡量
　　行政法与民法的重要区别在于，行政法是调整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行政诉讼中总要面对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和私人利益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利益纠纷，法官能否很好的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往往不仅关系到个案的公正，更关系到社会的价值趋向。再者，法律的适用往往不只有一个惟一的结果，需要在多种可能中作出选择。
　　利益衡量方法强调个案的具体情形，因此，不可能有一种标准的，统一的模式，但利益衡量作为一种司法方法，总有其共性的东西可循。
　　行政机关在执法中如果不注意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其行政行为可能表面上看是合法的，实际上却无法得到一般人的认同。
　　在行政诉讼领域，有些制度设计也体现出利益衡量方法的运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五十八条正是对类似情形进行利益衡量后的产物。当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该条款，尚需慎之又慎。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杨亚新


有“我”的法治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29日
　　我们信奉并践行法治，是因为法治乃是迄今为止相对来说更加符
合人的本性和需求的较好的规范性制度安排，法治之下的生活是相对
比较合理、比较有意义的生活。因而在法治之下生活的人们基本上都
认可、接受这种生活，并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这种生活，他们倡导并践
行在秩序稳定的和平环境中通过渐进的改良或改革来改善目前的生活
状况。由此可见，法治一直是“低调”而“现实”的。
　　然而，信奉法治并愿意在法治之下生活的人又并非是没有未来生
活计划的人，只不过他们认为理想的实现必须始于当前的足下，理想
的完成需要漫长的时间，更需要脚踏实地的不断努力，所以他们把理
想分解为一定的片断，从一个个小片断的实现之中最终向理想靠近。
因此，他们反对试图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或者全然不顾自身的历史
与现实条件的情况下践行“乌托邦”理想的蓝图，“现实”的法治是
根本拒绝“乌托邦”的。正因为如此，法治才特别关注对人们的现实
生活、尤其对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的充分而有效的保护。
　　正是真实的、独立自主的、平等且自我负责的个人构成了法治的
真正的主体基础。这也说明，真正的法治必定是立足于真实的有“我”
的法治，基于此，才会有法治对“他”、对“社会”、对“国家（政
府）”的规范性制度安排。
　　因此，法治坚持以真实的个人及其生存、发展与完善的正当需求
优先。这与人既有利己的本性又有利他的本性而利己本性是其人性基
础的事实是一致的。正如爱因·兰德所反复强调的，如果社会是以放
弃个体生命为代价的话，这种社会对人类生活就毫无价值，国家（政
府）之唯一合适的道德目的在于保护人的权利。对个人及其权利和自
由的保护正是法治的根本宗旨，也是法治之下的一切社会政治制度、
组织与机构设置的正当根据与充分理由。这样，对待真实的个人及其
权利的态度也就成了区分法治与非法治的关键：在非法治之下，所有
的制度“都把人作为他人目的的可牺牲工具，而社会本身就是目的”，
同时，这些制度“也认为人的生命属于社会，而社会可以用各种方式
来处置个人，只要它愿意。他所享有的自由是借助于社会的喜欢和同
意而达到的，随时可以被撤销”。由此亦可知晓，法治的个人主义旨
趣实即表达了社会和国家存在的真正原因乃是以真实的个人为基础和
前提的，离开了真实的个人，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都不具有独立的正
当合理的存在根据和充分理由。
　　就个人而言，在法治之下生活，信奉并践行法治，其首要前提也
就是珍视自己的存在及其权利和自由，而不是完全的利他与奉献。爱
因·兰德说得好：“不珍视自己的人，也不会珍视他人或他事”。由
此可见，有“我”的法治就是对真实的个人的存在、权利和自由备加
关爱的法治；也只有这种有“我”的法治，人们才会对其充满信心并
身体力行地践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