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合伙中内部违约时违约金的负担


[摘要]数个合伙人在经营管理合伙体的过程中，均没有完全履行合伙人的内部义务，即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中的一种或两种义务，给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体带来了不良后果，如果合伙人在订立合伙协议时约定了违约金，此时，应如何适用违约金罚则，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文从个人合伙人的内部义务、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和个人合伙中内部违约时违约金的适用等三个方面论述个人合伙中内部违约时违约金的归责原则为过失相抵，也就说当某个合伙人的违约行为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害时，如果其他合伙人亦存在违约行为，法官可以按比例将损害在违约合伙人之间分摊以减轻或免除强违约人（根据违约的性质或程度划分强违约人和轻违约人）的赔偿责任，即按过错程度各自负担部分违约金。
[关键词]内部义务、内部违约、违约金、过失相抵
一、个人合伙人的内部义务
合伙人的内部义务笔者认为是指各合伙人之间及各合伙人对合伙体应遵守的约定的和基本的义务。各合伙人作为合伙体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其内部义务总的来说，包括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所谓忠实义务，就是要求各合伙人忠于合伙体的利益，视合伙体利益为最大利益，其行为必须对合伙体最有利和出于善意，必须避免与合伙体发生任何潜在的或现实的利益冲突的义务。所谓勤勉义务，就是要求合伙人在处理合伙体事务时能像处理个人事务时那么认真和尽力，或者说合伙人必须以一个谨慎的人在管理自己的财产时所具有的勤勉程度去管理合伙体的财产。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行为选择的目的——为适当目的而行使权利的义务
所谓为适当目的而行使权利的义务就是指各合伙人在行使权利选择行为时应竭力谋求合伙体的最大利益。即各合伙人只能为合伙体的最大利益而行使其权利，而不能为其它目的——包括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也包括为部分合伙人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其他合伙人或整个合伙体的利益而行使那些权利。合伙人选择行为时应保证其所被授予的权利不能被用于谋取私人利益或其它与合伙体总体权利不相关的利益，其权利的行使必须被用于它们被授予时所期盼的目的。
(二)行为选择的披露——告知合伙人被选择行为的风险与利润的义务
各合伙人在选择行为期间，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对该行为可能给合伙体带来的风险与利润告知其他合伙人，如果其已认识到该行为可能会与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体总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应根据其行为在交易中的性质和利害关系程度作出相应的原因解释，以谋求相互之间达成共识，至少应让其他合伙人尽快知悉该行为，从而有利于他们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三）行为选择的监管——接受监督的义务
合伙是一种共同经营的关系，各合伙人能否尽责履行义务,直接影响到合伙体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国家权力失去制衡，必然出现腐败，合伙企业内部权力缺乏制约机制也会导致执行权的滥用，因此，通过法律来监管各合伙人的行为实属必要。监督的目的就是要求各合伙人应当小心谨慎，尽职尽责地开展各项工作，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从事工作，当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体的利益存在冲突时，应当诚信地履行对合伙体的职责，尽到普通人在类似情况和地位下谨慎的合理注意义务，为实现合伙体最大利益努力工作。否则，要受到其他合伙人的否定评价，并支付相应的代价。
二、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
(一)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的概念
本文所指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是说合伙人在恶意或虽善意但没有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情况下为合伙体的最大利益作出的商业决策或其他行为给合伙体带来了损害。概括地说，便是合伙人违背了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中一种或两种义务。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包括合伙人中的一人或数人违反了合伙人的义务，本文只涉及合伙人中的数人违反了合伙人的义务，即合伙人中的数人分别违背了自己的合伙人义务。确认数人违约的目的在于要求法官根据他们违约的事实，确定他们各自所应负的责任，也就说当某个合伙人的违约行为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害时，如果其他合伙人亦存在违约行为，法官可以按比例将损害在违约合伙人之间分摊以减轻或免除强违约人（根据违约的性质或程度划分强违约人和轻违约人）的赔偿责任，从而保护合伙人的合法权益。
（二）合伙人在经营管理中的内部违约是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的糅合。
1、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是违约行为
1-1成立个人合伙的前提是合伙协议。个人合伙作为一种经营方式起源于家族经营，早在一千多年前的罗马法就已对合伙作出了规定。个人合伙最大特点就在于其人合性，人合性表现在个人合伙上就是合伙人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民法通则》第31条规定：“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称为个人合伙”。合伙人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在协商、自愿基础上就出资、利润分享等事项达成的协议，就是合伙协议。只有达成合伙协议，各合伙人才能在一定范围内予以联合，并依据合伙协议而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合伙协议不仅是合伙成立的前提和基础，而且也是合伙人权利义务的依据。
1-2合同的内涵。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不仅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而且也是物权关系、共同关系等非债权债务关系设立、变更、终止的原因。个人合伙协议虽不是纯粹的债权行为，即当事人订立这些合同的目的不在于发生债权债务关系，而在于确定共同投资、经营或分配盈余等方面的关系，然而，由于这些合同本质上是反映交易关系，而合同法所调整的合同就是反映交易的法律形式。因此，合伙合同应受合同法的调整,合伙人违反合伙合同义务的行为属违约行为，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是侵权行为
合伙人的内部违约，对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体造成财产上的不利益，即不良后果或不良状态；该作为或不作为，都是合伙人组成合伙体后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并且违约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加之违约人主观上存有过错；总之，合伙人的内部违约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属侵权行为之债。
应该注意的是，因个人合伙组织的特殊性，合伙人之间在经营管理合伙事务时不可能约定很多具体的义务，判断其是否履行义务，往往也只能依据合伙人的概括义务即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履行情况，而该义务是否履行，实践中需法官根据自由裁量权予以确认。考量现实的司法环境，看到违约责任一般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把合伙人内部违约仅仅看作是违约行为，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当然，把该行为当作是纯粹的侵权行为，又忽视了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没有重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把该行为看作是特殊的侵权行为，追究违约人的责任时适用过失相抵原则，这样既考虑到双方的约定，又重视实际情况，从而做到公平合理。因此笔者认为，个人合伙中的内部违约既不完全是合同法意义上的违约行为，也不完全是侵权法意义上的侵权行为，而是两者有机的糅合。
三、个人合伙中内部违约时违约金的适用
违约金是当事人通过约定而预先确定的，在违约后生效的独立于履行行为之外的给付，也就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一方违约时应当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根据《合同法》规定,只要当事人事先就违约金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一方没有履行或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既使对方没有遭受任何财产损失，违约方也要按合同约定的标准给付违约金。除非该约定数额明显过高或低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但这只是针对一方当事人违约时违约金的处理办法，双方违约时是因各方应按约支付对方等价违约金相互抵消而不应支持违约金请求，还是根据双方违约的性质和程度以强违约行为吸收轻违约行为的原则，只要求强违约方向轻违约方按约支付违约金，或是依据双方违约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各自支付对方相应的违约金，也就是说减轻强违约方的部分责任，换言之，双方按照过错程度各自负担部分违约金。对此，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以为，个人合伙中内部违约时违约金的适用原则应按过错程度各自负担部分违约金。
(一)违约金的性质。违约金是一种合同的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违约金，其第一款实际上把违约金和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规定在一起，第二款实际是规定了约定的违约金和因违约造成的损失相比较过分悬殊的时候，赋予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调整的权力。这两款规定可以反映出来，违约金还是作为一种损失赔偿额的预定，是用来填补因违约造成损失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可以认为在《合同法》里面，实际上是以赔偿性违约金为原则，以惩罚性违约金为例外，即以弥补当事人的损失为基准，又要体现一定的惩罚性，但必须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均衡。
(二)个人合伙中内部违约确定违约金数额时应适用过失相抵归责原则。数合伙人都违约的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约定适用违约金罚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某合伙人在自己不履行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情况下，仍能取得其他违约合伙人的违约金。这势必会造成其他违约合伙人在支付违约金的同时，可主张受偿方赔偿对价违约金，这显然违反设立违约金制度的本意。因此，在多方都违约的情况下，违约金支付应当按照过失相抵归责原则予以执行。因为，无论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它们的目的都是仅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并非给予受害人利益，故赔偿额与损失额应当基本一致。因此，当数合伙人都存在违约行为时，违约合伙人获得他方违约金时，应扣除其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即按一定的标准减轻或免除对方的违约金赔偿责任，从而达到公平合理分配责任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违约金制度与变化着的市场环境相适应。
（三）减免方法。1、比较原因力大小。即通过比较原因力的大小确定应当减免的数额，从而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损害后果。2、比较过失大小。即以比较过失轻重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及责任范围。3、综合考虑。比较原因力的强弱及过失轻重合并确定。即既要考虑受害人过失的程度，也要考虑其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来减轻或免除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民法学》，彭万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
2、《合同法》王利明、房绍坤、王轶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
3、《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题》，吴庆宝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07年。
　　

　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田凌



职业化视野下的法官考评体系之检讨与重构

钱晖


　　[论文概要]：长期以来的法官考评体系的行政化和企业化倾向，不能客观、公正、科学地对法官进行评价，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法官职业化进程的推进。在现行法律规定的考评机制的框架下，合理的吸收社会评价的元素，通过科学的程序，对法官的职业道德和审判工作实绩进行综合考评，让法官群体作为司法过程中的能动的主体，对司法的知性逐步发展形成一种现代司法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经过考评体系有益的的引导，对司法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全文共11400余字）

　　[关键词]：法官职业化；法官考评；检讨；构建


（以下正文）

　　肖扬院长在第十八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要求“建立能够形成有效激励机制的法官业绩评价标准体系”，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符合法官职业化特点的法官评价体系，夯实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为当务之急。但现行法官考评体系的行政化甚至企业化，严重影响了上述要求。笔者认为，法官考评体系的建立既包括制度的现代化建设，也包含着以法官为主要角色的理念现代化建设，它将知性的提升和理性的思考相结合，应具有客观性、全局性和先进性等特点。笔者站在一名基层法官的视角上来认识和探讨这个问题，在此不揣浅陋，提出一些建言，希望在司法公正与审判独立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理论与经验研究，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官考评体系，并希翼看到其带来的法官职业化未来美好图景。
法官应否考评
　　对法官是否应该进行考评，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而且已经实现了法官评价的法律化。 虽然有学者认为，法官职业具有独立性，其独立性体现司法的独立性，法官只应服从法律。对法官进行考评，势必影响法官的独立性，从而影响司法独立。另有许多学者引用孟德斯鸠的论述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尤其在我国，由于对担任法官的条件要求不高，因此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就目前而言，对法官进行有效的监督是非常重要的，而对法官的考评是对法官进行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本文认为对司法权的监督应当有其特殊性。司法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行使的被动行和权威性，其裁判受制于法律和诉求，其裁判被作为社会正义的最终评价。基于法律的公开性和诉求者对争端的亲历性，司法裁判必然要面对社会的检视。基于法治国家的制度安排，司法裁判必须被视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正义体现。因此，对司法权的制度安排有着根本不同于行政权的价值取向。行政权被预设为必然导致权力滥用，因而必须设置种种监督程序；而司法权被预设为必然代表正义，因而设置监督程序便与其价值取向相背离。 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看，为司法权设置种种监督程序是有悖于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的。
　　事实上，为司法权而设置的制度安排应侧重于怎样使这一权力必然正确行使，而非事后补救。任何一种制度性安排都不能确切地保证每一个法官都能理想的履行自己的职责。“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 而个人的自利与公共的权力相结合，便会产生危害性的后果。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指出，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人们可以将它比作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它是不可抵抗的。 因此，法官虽然应该成为一个道德上的人，但也难以超越市民社会中理性“经济人”的情感，仍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受不同的内心评价结果的驱使，追求行为利益的最大化。 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法官的监督才是必要的。
　　然而任何个别法官的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否决法官群体在制度框架中的意义，因此，对个别法官的监督应当由作为群体的法官来进行，这种监督的最好方式就是法官的自律。法官的自律包含的制度之一便是法官的考评。法官考评作为审判管理的一种方式，即是在衡平司法监督与审判独立两者价值基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和探索。我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进行考评，而是如何科学的进行考评，如何在“规制”与“独立”两个并行的车轮之间寻找一个联结点，架起一根轮轴，使“规制”与“独立”之间既保持必要的、合理的张力，又不至于相互排拒或彼此对抗，从而使“审判之车”在规范的轨道上稳定、高效地运行。
　　法官考评实际状况及其改进方向
　　一、法官考评实际状况之检讨
　　1、考评性质行政化。行政、司法合一是中国传统司法的重要特点。在普通百姓眼中，一直把法院看作是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法院自身也时不时的往政府身边靠，以“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经济保驾护航”为己任。加上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政府，这些因素直接导致法官评价体系也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
就立法方面，1995年颁布的《法官法》将法官和公务员区别开来，而《公务员法》重新将法官纳入公务员序列管理，这将对法官的管理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审判活动是典型的法律适用活动，以公正为价值取向，以独立活动为特点；而行政活动则是典型的法律执行活动，以效率为价值取向，以服从为天职。在法官严格的职业化要求和崇高的社会地位背后，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对法治的虔诚追求，法官形象所承载的是公平正义在社会中的普遍实现和弘扬，这与公务员所具有的高效、服从、上令下行的“公仆”形象完全不同，也是公务员所无法取代和涵盖的。
　　在实践中，法院的内部日常管理实行首长负责制，形成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书记员的科层制体系。 任何事情的落实，都通过这个科层制结构逐级传达。在这样的体系下，服从成为天职，否则就会被这个体系抛弃，沦落为边缘人，升迁、奖励等一起“好处”将随风而去，甚至连人缘都留不住。法官本应成为法院法定职能的载体，具有主体地位，但在日常工作中却被客化为行政化的管理对象。
　　2、考评内容企业化。司法是正义的守护神，对司法绩效的评价只能以正义为标准，或者正义为先。而有的地方的法院对法官的考评则带有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一是完全以单位时间内的工作量作为衡量法官业绩的内容，以此推行计件奖金、津贴制度；二是以涉案标的、挽回经济损失的多寡作为衡量法官工作业绩的内容；这实在让人搞不懂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或执行案件，从审判宗旨上它们之间的司法公正意义有何区别？而一件千万元的案件与一件百元案件在司法价值上到底又有多少差异？三是以收取诉讼费的多少作为法官考评的主要内容——司法功利化最典型、最赤裸的表现。司法机关的工作如果为了创收，法院就无异于公司了。当法官都成为创收“能手”的时候，司法还有什么理性？ 一旦本末倒置或者以利灭义，司法就会迷失自我，蜕变为功利的机器。
　　3、考评主体单一化。对法官的考评实行领导考核加群众评议的考评方法，被考评的法官“行与不行”全在“领导”定夺和“群众”评议，根本上属于主观主义考评，人际关系和利益背景常常成为决定考评结果的关键因素。因此，考评过程容易滋生内部人际关系的内耗和倾扎，不利于同事之间工作上的正常合作，审判主体的独立性也因此受到影响，远离了考评宗旨。
　　4、考评标准片面化。一是考评内容不全面，难免有以偏概全的情形，无法完成对一个法官政治表现、价值取向、工作实绩、专业修养、审判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公正考评；二是考评内容不客观，违背审判规律。有的法院将调解率、上诉率等相关指标纳入硬性考核内容，规定调解率必须达到审结案件的一定比例，上诉率也不能超出一定的比例。毋庸置疑，考核调解率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调下，为了促使法官在审理民商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过程中注重调解工作，使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达到息事宁人、定纷止争之目的。但如果过分注重调解率，就可能会使法官在调解工作中违背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违法调解、强迫调解，导致久调不决。而上诉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有时，即便法官做了再多的工作，裁判文书也制作得如何出彩，当事人出于某种目的还是要坚持上诉。上诉率的包袱只会使得法官使用各种手段阻止当事人上诉。
　　5、考评激励缺失化。在我国，法官繁重的审判工作负荷、相对较低的福利待遇、严格的专业技能、罕有的晋升机会、普通的社会地位、不规范的监督与惩戒及沉重的社会压力使得法官职业的成本投入与利益回报失去平衡。 从“人”的角度出发，法官不可能完全摆脱“经济人”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属性，故对法官应通过适当的激励措施激励其发挥更大的潜能。
另外，现行考评机制主要以合理分配工资以外的有限的奖金作为激励措施，其方式大多按案件数计，这种激励强调了法官的勤勉，但忽视了个体精神上的满足，更忽视了考评的价值目标定位——促进法官职业能力、职业素养、职业意识的提升。
　　二、法官考评的改进原则
　　1、尊重审判独立。审判权是一种判断权，审判活动本质是一种判断，形成独立判断的前提是要进行独立的思维。如果法官判断的过程受到干预，那么它必然会影响判断的结果，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因此，法官考评必须尊重审判规律，以不影响司法独立为基本原则，决不能以牺牲法官的独立裁判和裁判权的完整为代价，借法官考评之名，来设置“法官之上的法官”或与法官分享审判权的机构，干预司法独立。因此，法官考评只能是一种事后和宏观的评价，而不是审判过程中评价或干预，也不是对个案的评价或干预。对法官的考评应在确保法官中心地位和审判权完整的前提下，实行监督式的管理，避免法官诉讼过程中因受制于人而打破其冷静思考的空间。
　　2、科学量化考评模式。在现行的法官考评体系中，往往过分注重定性考评而忽视了定量考评，使考评结果抽象化、概念化。即使失定量考评，也存在一定的弊端。这种考评先预设定百分值，办案过程中，法官有了过失或过错，按规定进行扣分。这势必造成“多干多错，不干不错”，多做事的人必然会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每个人考虑的是如何不被扣分，大家都会采取保守的做法，没有人愿意去开拓创新，甚至没有人愿意去多办案。笔者以为，对考评结果的量化应在一定的基础上采用累计加分的方式，不设上限，鼓励多办案、办精品案、多调研、多出成果，从根本上彰显考核的激励作用和价值导向功能。
　　3、同岗同位横向动态比较。从数学逻辑来看，不同种类是不可以比较的，你不能拿“一公里”与“一吨”作比较。法官的办案数量，不象工厂生产电视机、汽车、钢铁那样，以单位劳动量均等的投入，可以获得价值基本等同的产出。法官审理的每一件案件都是不同的，企业破产、集团诉讼等类型案件与简单的债务案件的工作量是无法比较的。有差别的个案与情况基本相同的系列性案件的工作量也不相同。同样，由于审判工作的专业性要求不同，刑事法官与民事法官的工作也无法比较。针对不同性质的案件，通过同岗同位相互比较的办法，对相同岗位、相同性质的法官进行比较考评，也就是在刑事法官之间、民事法官之间、执行法官之间，审判员之间，助审员之间竞争比较。
法官考评体系之构建
　　一、考评组织
　　法官法规定，我国法官的考评组织是法官考评委员会，但因缺乏具体的操作办法，实际操作中的，有的法院由政治部来考评，有的是办公室，还有的是监察部门，比较乱。有观点认为，对法官的考评应当由法院院长、副院长和资深法官以及法官管理部门的人员组成法官考评委员会实施，法官管理部门可以作为法官考评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法官考核的具体内容。 也有学者认为，应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分别建立对应的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考评组织。
　　本文认为，由人大常委会对法官考评首先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审判活动具有特定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使人大常委会对法官的审判工作实绩、审判业务和法学理论水平等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考评。而完全由本院人员组成的法官考评委员会对法官进行考评，人情关系又不可避免地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以上两种考评组织都无法保障优秀法官的遴选和将不具备法官素质的人从法官队伍中分流出去。在国外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对法官的考评，有的由选民或者律师协会对法官是否胜任法官职务的情况进行考评，有的则要在大多数选民同意其继续从事法官工作之后，才可以继续留任。 美国对法官的考评有的是由州最高法院进行，有的由州司法委员会等专门组织进行。 历史上，在德国司法制度中也曾提出谁考评与监督法官的问题。但无论是由司法部长还是由法院院长来似乎都必然会伤害司法独立。考虑再三，德国的做法是由纪律法院来承担这一任务，纪律法院由不同法院的法官组成合议庭。法院院长在执行对法官的监督方面的权限是极其有限的，他只能对法官作出最低一级的处分，即警告，其它均由纪律法院处理。
　　我国要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符合审判管理规律的法官考评机制，就必须摒弃现有的行政化的法官考评机制。但完全摒弃行政化的考评机制，还需要一个过程。实际上，我们现在构建的是一个过渡的法官考评机制。 故笔者认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参照国外一些好的做法，建议建立一个由法院领导、部门部门领导、资深法官代表、同级党委代表、人大代表、大学法律教授、律师代表共同参加的法官考评委员会，由其根据考评标准对法官进行考评。法官考评委员会下设专门办公室对案件质效进行评查。现在，全国不少法院已经成立了审判管理办公室，笔者认为可以由其专司生效案件的评查、庭审能力的考核等，检验法官个案办理质量，监督和指导法官个案审理。
　　本文提出的这样一种考评组织实质上是将社会评价纳入法官业内考评标准体系中。虽然有学者认为“如果各方面都有权评判案件的公正与否，法院难免受制于多方面力量，从而失去独立裁判的地位和对公正评价的专属权力，那就不会有司法公正”。 但笔者认为，通过一定途径和渠道扩大范围，了解法官在社会上的反映，有利于全面客观评价法官。目前社会对司法运作已经存在相当程度的不信任，社会公众对司法腐败的预设意识，干扰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正确评判。造成社会公众法律信仰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与社会公众本身，除了司法腐败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法律制度长期以来公开得不够，透明得不够，缺乏反映民众心声的畅通渠道。 “郑袖掩鼻”的故事告诉我们，越是封闭、保守、带有神秘色彩的事物，就越容易引起他人的猜忌、怀疑和误解。正如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中指出，“要确保司法具有全民性基础，必须使法曹获得国民的信赖。信赖的来源取决于法曹的开放姿态，自觉地朝着国民所期望的司法方向努力”，“哪怕只有一个人的心声，只要是真挚的、正义的心声，就必须认真地倾听”。 尤其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追求个案公正的实现，是社会的民众心理，民众要求在个案设计上得到终极的公正。在这样一个强烈的文化背景下，我们的制度设计不能不考虑民众的心理”。
　　当然，社会评价只是法官综合考评的参考依据之一，对社会评价的地位应保持理性的认识。 既不能片面夸大社会评价的作用，也不能“摆摆花架子过过场”，即在表面上、形式上虽然“毕恭毕敬”地征询了社会评价意见，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囿于法官业内评价。
　　二、法官考评的内容
　　对法官考评的内容虽然世界各国不尽相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日本法院对法官的考评包括审判处理能力、法律知识、解释和理解能力，对法院其他职员的指导能力等，这些都记载在“考核调查书”上，职务考评的好坏，对法官的升迁有重大影响。在德国，对法官的考评包括：专业知识、理解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处理事情的能力、待人接物能力、沟通能力、贯彻能力及吃苦耐劳精神。 在荷兰，对法官的考评，主要通过衡量法院的司法质量进行的，司法质量主要通过公平正直、专业性、人员互动、法律的一致性、速度敏捷等表现得以体现。 在我国，对法官考评些什么，笔者认为，依据法律的规定，参照国外一些好的做法，从实证的角度，应考核法官的职业道德和法官的审判工作实绩（包括法律思维、操作能力、化解重大矛盾纠纷和司法调研等）。这其中有些要素可着重考核，有些可作一般考核，下文将作适当阐述。
　　（一）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考评
　　作为社会精英和社会正义维护者的法官，不仅要具有一般的社会道德意识，更应具备法官这一职业特有的职业道德。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曾说，“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反映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专业素质的培养，是法律公正本质和运用法律维护公正的技术的要求；而道德素质，是法律正当运作的保证。对法官职业道德考评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即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等方面。法官法中所说的工作态度和审判作风是法官职业道德中具体内容的两个方面，应列入职业道德中考评。
　　（二）对法官审判工作实绩的考评
　　对法官考评的重点是对法官审判工作实绩的考评。审判工作实绩的考评是指对法官审判工作的质量、数量、效率，工作中的创造性以及审判工作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影响的综合评估。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审判质效考评和审判业务能力考评。
　　1、审判质效考评。
　　（1）审判质量。审判质量考评是指案件实体质量和程序方面的质量。从实体质量看，其结构要素包括两个方面：即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从程序方面看，其结构要素包括：司法者的中立性、程序上的平等性、程序的参与性、程序的自治性和程序的公开性等。 公正是质量的内核所在，实体质量所表现出来的公正直接反映在裁判结果上，而程序质量所表现出来的公正则反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各个不同的环节上。因此，考评案件质量，主要应当着眼点于裁判结果以及关键性审判环节上，如果用指标量化评估，本文认为可以设置这样一些指标：a、被改判发回率。对于被改判发回的案件主要看原审法院在证据的审查。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等方面是否有明显的错误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有其他瑕疵。对于在二审中因提交新的证据或者不同的法官基于对案件不同的认识行使自由裁量权而改判的，则不能作为一审案件质量问题的原因。b、执行案件结案率、执行标的额到位率、以及执行中止终结率。这三个指标是从执行工作的角度出发，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反映了执行工作质量。c、其它如当庭宣判率、当庭结案率、申诉听证率等相关指标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法官的审判质量。
　　（2）审判效率。审判效率是一个数值比例，其中的关系量有两个：一个是审判投入，表现为占用审判人员的数量和工作时间；二是审判产出，表现为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数量。 法官的办案数量可以从直观上表现出来，从办案的效率要求看，审判效率指标可以设置为：a、结收案比。反映一名法官一个阶段或一段时期大体的办案速度；b、案件平均数量天数。这一指标反映了案件的实际办理周期，其目的在于鼓励法官在严格执行审限的基础上，缩短案件的审理周期；c、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依法延长审限未结案率、无正当理由超审限未结案率等。设置这类指标，其目的在于使尽可能多的案件在审限内审结，同时加强对超审限案件的监控，防止和杜绝无故超审限现象发生。
　　以上的一些质量指标和效率指标应该是刚性指标，可以设置为奖惩性的考核指标，也可以设置为扣罚性的考核指标。而为审判职能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可以设立的一些如调解率、撤诉率、上诉率、申诉率、向上级法院投诉率、申诉复查案件再复查率、申诉复查案件撤诉和解率等指标，相对于那些刚性的指标，社会效果指标则更具于导向性，这些指标应当设置为奖励性考核指标，不宜设置为扣罚性考核指标。
　　2、审判业务能力考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