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修正）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7月20日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10月14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晚婚、晚育和节制生育
第三章 生育计划管理
第四章 优生和节育措施
第五章 计划生育管理机构
第六章 奖 励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实行按计划生育人口，严禁计划外生育。
夫妻双方均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第三条 计划生育工作坚持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工作为主，坚持与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同时依法采取必要的行政、经济措施。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把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坚持计划生育工作同经济建设一起抓，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考核政府政绩和单位负责人实绩的重要依据。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资金、物质和技术投入，为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第二章 晚婚、晚育和节制生育
第六条 提倡晚婚、晚育。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初婚的为晚婚。女年满二十三周岁怀孕并按计划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第七条 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对确有实际困难或者特殊情况的夫妻可以允许有间隔地再生育一个子女，但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准生育第三个子女。
第八条 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城镇居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以按计划安排：
（一）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二）经市（地）级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三）曾患不育症，依法收养了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申请生育的；
（四）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
（五）夫妻一方从事矿工井下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只生育一个女孩的；
（六）夫妻一方是烈士的独生子女或者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的；
（七）夫妻一方系非遗传性残疾或者因公致残失去劳动能力，只生育一个女孩的；
（八）夫妻一方从事外海、远洋捕捞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只生育一个女孩的；
（九）再婚夫妻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系未生育的。
第九条 夫妻双方均为农业户口的，除执行第八条规定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可以按计划安排：
（一）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的（如女家姊妹数人，只照顾一人）；
（二）兄弟两人以上，只有一个有生育条件，且只生育一个子女，其他兄弟姊妹均已丧失生育条件并未收养子女的；
（三）在与内陆不连结的海岛定居的。
第十条 只生育一个女孩，母女均为农业户口申请再生育的，可以按计划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第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申请再生育的，可以按计划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夫妻双方再婚前各有一个子女，均依法判随前婚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二）夫妻双方均系归国华侨或者在我省定居的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其子女在国外或者台湾、香港、澳门定居，身边无子女的。
第十二条 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申请生育，女方系再育的须年满三十周岁，女方系初育的须年满二十五周岁。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照顾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一次性征收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 生育计划管理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人口发展计划，科学制定本辖区生育计划，并逐级落实到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
第十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应当通过民主讨论，将生育指标落实到人。落实生育指标时，符合晚婚晚育年龄的应当优先安排。
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超过计划安排生育。
第十五条 实行生育证制度，持有生育证的夫妻方可生育。
依法结婚后要求生育第一个子女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所在单位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批准发给生育证。
符合第二章规定要求再生育子女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报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发给生育证。
生育证核发机关应当对当事人的生育申请进行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符合生育条件的发给生育证；对不符合生育条件的，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执行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和《山东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第四章 优生和节育措施
第十七条 提倡优生优育。结婚和生育应当接受优生指导，逐步推行婚前健康检查。
第十八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持生育证中期妊娠后非医学需要或者无正当理由不得终止妊娠。
第十九条 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确诊可能造成下一代出现严重缺陷或者严重遗传性疾病的，禁止生育，已怀孕的，应当终止妊娠。
第二十条 有生育能力无生育指标的育龄夫妻，应当落实安全可靠的避孕节育措施。提倡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妇女放置宫内节育器，已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夫妻一方落实绝育措施。计划外怀孕的应当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妊娠。
第二十一条 节育手术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或者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合格的技术人员，在取得执业许可证的单位，严格按操作规程实施，确保受术者的安全与健康。
第二十二条 施行绝育手术后，因情况变化允许再生育的，经本人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医疗单位施行吻合手术。
第二十三条 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鉴定，确因节育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后遗症，予以免费治疗。治疗期间，是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照发；病休超过一年的，参照劳保规定处理；是农民和城镇居民生活困难的，由所在基层组织和单位给予照顾，或者由当地人
民政府酌情给予救济。

第五章 计划生育管理机构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委员会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镇街道办事处设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计划生育专职干部，负责计划生育日常工作。
第二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应当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指导下，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二十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实行法定代表人计划生育责任制，根据需要设立计划生育机构或者配备计划生育专（兼）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本单位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负责处理节育技术工作中发生的纠纷。县、乡级计划生育服务站，负责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节育技术和药具服务工作。
第二十九条 计划生育、民政、公安、劳动、司法、计划、财政、教育、科技、卫生、医药、工商、文化、新闻、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有关部门和群众团体，应当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共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章 奖 励
第三十条 男女双方晚婚的，除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两周；晚育的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两个月。增加的婚假和产假，视为出勤。
对实行晚婚晚育的农业人口，可以免去一年的集体义务劳动工。
第三十一条 生育一个子女后，采取节育措施不再生育的，经夫妻双方申请，所在单位核实，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批准，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凭证享受以下待遇：
（一）从申请当月起至子女十四周岁止，由所在单位发给每月不少于十元的奖励费。奖励费由双方所在单位分担，行政事业单位从行政事业费中开支，企业单位从企业基金中开支，城市无业居民的奖励费由所在街道办事处从计划生育费中开支，农民的奖励费从集体提留或者乡（镇）、
村企业留利中开支。
（二）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后加发百分之五的退休金（退休金为百分之百的不加发）。
（三）独生子女优先入托、入学、就医、招工。城镇分配住房、农村划分责任田和宅基地应当优先照顾独生子女户。
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生育的，追回其凭证领取的各种奖励，停止其凭证享受的各种待遇。
第三十二条 对符合条件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而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由所在单位给予表彰，并给予物质奖励。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社会各有关部门对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应当关心、支持和保护。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计划外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各征收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
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但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各征收一千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
不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各征收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
对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计划外生育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当严肃处理，加大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数额，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职工计划外生育子女的，生育费用自理，不发产假工资，不发子女入托补助费和医疗补助费；不符合照顾生育规定又生育的，五年内不予提职、晋级，不得评为先进工作者，并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处分。
第三十五条 计划外生育费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征收，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
第三十六条 对非婚生育的从重处罚。严禁非法收养子女，违者视同计划外生育，并按子女总数计孩次予以处理。
第三十七条 严禁溺婴、弃婴、虐待女婴或者女婴的生母，违者视情节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其违法所得；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落实安全可靠的避孕措施导致计划外怀孕，经说服教育在十五日内拒不终止妊娠的；
（二）容留、包庇他人计划外怀孕或者计划外生育的；
（三）骗取、伪造、变造或者买卖《生育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节育证明、病残儿鉴定证明或者其他计划生育证明的；
（四）侮辱、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拒绝、阻碍其依法执行公务的；
（五）擅自鉴定胎儿性别和做输精管、输卵管复通手术或者选择性终止妊娠的；
（六）其他破坏计划生育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其违法所得；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为他人鉴定胎儿性别、摘除宫内节育器、施行输精管、输卵管复通手术或者选择性终止妊娠手术的；
（二）为他人做假节育手术、出具假节育证明、假病残儿鉴定证明或者其他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三）为不符合法定条件者办理生育证、病残儿鉴定证明的；
（四）玩忽职守，造成计划生育手术事故的；
（五）挪用、贪污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费或者其他计划生育经费的；
（六）侵犯当事人人身权或者财产权造成损害的。
第四十条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索贿受贿、徇私舞弊、虚报匿报人口数字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四十二条 征收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费和罚款，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票据。收入缴同级财政，按照有关规定管理。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有关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在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不服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
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收费或者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 对突破人口生育计划或者出现计划外生育的单位，由主管部门和人民政府给予批评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1996年10月14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决定
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对《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增加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资金、物质和技术投入，为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二、第五条改为第六条，修改为：“提倡晚婚、晚育。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初婚的为晚婚。女年满二十三周岁怀孕并按计划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三、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申请生育，女方系再育的须年满三十周岁，女方系初育的须年满二十五周岁。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照顾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一次性征收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持生育证中期妊娠后非医学需要或者无正当理由不得终止妊娠。”
五、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从申请当月起至子女十四周岁止，由所在单位发给每月不少于十元的奖励费。奖励费由双方所在单位分担，行政事业单位从行政事业费中开支，企业单位从企业基金中开支，城市无业居民的奖励费由所在街道办事处从计划
生育费中开支，农民的奖励费从集体提留或者乡（镇）、村企业留利中开支。”
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独生子女优先入托、入学、就医、招工。城镇分配住房、农村划分责任田和宅基地应当优先照顾独生子女户。”
六、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合并为一条，作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计划外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各征收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
“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但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各征收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
“不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或者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各征收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计划外生育费。
“对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计划外生育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当严肃处理，加大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数额，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职工计划外生育子女的，生育费用自理，不发产假工资，不发子女入托补助费和医疗补助费；不符合照顾生育规定又生育的，五年内不予提职、晋级，不得评为先进工作者，并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处分。”
删去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将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改为第三十六条。
七、第三十五条改为两条，作为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修改为：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其违法所得；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落实安全可靠的避孕措施导致计划外怀孕，经说服教育在十五日内拒不终止妊娠的；
（二）容留、包庇他人计划外怀孕或者计划外生育的；
（三）骗取、伪造、变造或者买卖《生育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节育证明、病残儿鉴定证明或者其他计划生育证明的；
（四）侮辱、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拒绝、阻碍其依法执行公务的；
（五）擅自鉴定胎儿性别和做输精管、输卵管复通手术或者选择性终止妊娠的；
（六）其他破坏计划生育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其违法所得；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为他人鉴定胎儿性别、摘除宫内节育器、施行输精管、输卵管复通手术或者选择性终止妊娠手术的；
（二）为他人做假节育手术、出具假节育证明、假病残儿鉴定证明或者其他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三）为不符合法定条件者办理生育证、病残儿鉴定证明的；
（四）玩忽职守，造成计划生育手术事故的；
（五）挪用、贪污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费或者其他计划生育经费的；
（六）侵犯当事人人身权或者财产权造成损害的。”

八、增加三条，作为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条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索贿受贿、徇私舞弊、虚报匿报人口数字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四十二条 征收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费和罚款，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票据。收入缴同级财政，按照有关规定管理。”
九、第三十六条改为第四十三条：“当事人对有关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在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不服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
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收费或者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删去第三十八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款的顺序和文字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根据本决定作出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88年7月20日
内容摘要：私力救济自古以来便为一种常见的实效救济形式，而当其以服务形式出现之时由于可能引起社会不良反映而被禁止。这种禁止在现今，无论是于庞大市场需求，还是于被救济主体急迫的需要而言，及其他种种原因，其合理性都已在很大的范围内遭到置疑。私力救济的存在具有正当性，其不可以因为某种不良现象而被遏制，并且在法制的引领下，其应当能够为法制社会相容。
关键字：私力救济 公力救济 私力救济的正当性 仲裁制度 私力救济的合法化道路

引 言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一些新事物悄然而生，其中便有提供私力救济的服务机构其也通常被称为民间调查或私人调查。
中国早期的私人调查机构中，从业人员多为警察，律师，侦察兵及其他的一些司法机关的离退休人员，他们接受过侦察方面的专业训练，法律道德素质也普遍较高。尚能为法制社会所接受。随后由于利益的诱惑，很多未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也加入了私人侦探的行列。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真正在工商局注册营业的且严格按照工商营业执照上的营业范围严格营业的调查公司虽然存在，但为数甚少。由于不存在相应的规章制度，此类机构显得杂乱无章。更有甚者在调查过程中手段过激，违法取证，侵犯公民隐私，利用获取的证据对当事人敲诈勒索，甚至非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现象不断涌现，使得整个行业出现了混乱。虽然公安部于1993年9月7日颁布了《关于禁止开办“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的行政命令，但是并没有解决此机构的混乱状况，相反，由于未得到适当的规范，使得此类机构畸形发展。

一、私力救济之概述

私力救济：指当事人认定其权利遭受侵害之时，在第三者没有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力量或私力力量，解决纠纷，包括强制和交涉。
对于现代社会的私力救济存在形式种类，笔者将之分为两种形式，即包括非盈利性质和盈利性质。
首先是非盈利性质的私力救济形式，其主要是指类如自助行为、自救行为及占有人的私力救济[1]和来自第三人的非盈利性质的救济的救济形式，这些救济形式出现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某种权利形式遭到了侵害或是其他人纯道义上的帮助，比起另一种救济形式而言，其弊端几乎为零，而且对于社会风气及治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益处，因此其不但不会为国家所禁止，而且会被社会所推崇。
盈利性质的私立救济形式或者可直接将其称为私力救济的服务行业，就其服务发生于原权利的先后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类是发生于原权利遭到侵害之前，其服务目的在于保持受保护人权利受保护项的原有状态，使其免于受第三者的侵害，权利人与提供私力救济单位的法定权利与义务以合同形式出现，以合同明确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与义务。若权利人的被保护项权利受到了实质侵害，那么提供救济的单位则要按照协议提供相应的赔偿，虽然此类服务行业也存在私力救济普遍存在的两面性，也经常性的诱发一些纠纷甚至是暴力事件，但在庞大的总数面前比例就很低了,故国家采取的是利用相关政策和法律对其进行管理的态度。其代表行业有保险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而第二类则是发生于原权利被侵害之后其服务的目的旨在权利人的原权利或者挽回和减免权利人的损失。由于其可能引发的暴力与侵权的事件比较频繁，对于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并且有人对于其职能发生疑议，认为其职能代替了部分公力救济机关的职能，对国家司法机关的执法严肃性构成了威胁。因此，对于私力救济存在的正当性问题就集中在以服务形式出现的私力救济是否正当。

二、私力救济存之的正当性

法的价值不是以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为法律的本体这一关系而存在。法律无论其内容抑或是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这是法的价值概念存立之基础。 法律存在之目的，在于更好的维系人们之间的关系，为人们的正当需要而服务，而当其无法达到此职能或者甚至干涉到人们的正当需要时，就应当被排除在法律之外，这还包括一系列的政策，命令，法律乃是握权在手的人们和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制定的。“我断言，法律不外乎对强者有利的东西。” 而对于现代法律而言，似乎不应当再如此了，其是属于一切纳税人的。
笔者以为，私力救济的正当性首先体现在其三种特性上；即补充性，过度性及盈利性。
（1）私力救济的补充性
法制社会发展至今日，各项法制建设迅速，包括法律法条的建立健全，执法队伍素质的提升与整改，以及民众法律意识和对法制社会的熟悉程度都有很大的提高，显示着社会法制话道路之趋势，不容变更。因此世人对于法制化建设也投入了较大的关注，而对于私力救济形式存在之合法性探讨认为已无必要，甚至有人怀疑私力救济机构之存在会挑战公力救济机关的严肃性和权威，笔者认为虽然私力救济是公力救济的前身，但是现今私力救济存在之原因全因公力救济而起，正是因为公力救济机关无法同广泛的救济需求同步发展，其无暇顾及之处，惟由私力救济来承担。所以，私力救济最主要的补充性首先就是对于公力救济而言的。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职能补充，成本补充及心理补充。
① 职能上的补充主要体现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我国有关诉讼法的规定,像一般的民事纠纷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是由原被告私人举证的,也就是说每一位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都可能成为举证人。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利，让别人放弃或是停止对自己的侵害，在法庭上只有拿出事实来，靠证据说话，然而证据和事实都是靠收集的，而这种收集是某种能力，这个能力包括很多方面，而专业的技术和知识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以及其他一些物质上的因素。但是不是每一位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都具备这种能力的。有时当事人自己可能欠缺某方面的能力，或是财力不够，或是时间有限，或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必然要借助某第三者的能力来实现自己权利的恢复或是利益的补偿，以及解决相关的民事纠纷。然而在此时，扮演救济形式主角的公力救济机关是不可能提供任何服务的。对于这些人而言，私人侦探或许是留给他们最好的选择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复杂，对于快速的解决纠纷之需求也会不断的增加，私人侦探在民事诉讼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② 私力救济的存在，毋庸置疑将会大大的节省公力救济成本。公力救济机构作为国家部门，每年会有国家对其进行一定的财政支持，然而这种支持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实力并非强大，有许多的经济项目亟需国家大量资金的投入，对于公力救济机构的投入就将极为有限，这从国家大量的征召保安人员便可知道，这项政策不仅是为了解决“4050”问题，完成就业，更主要的是目前之警力无法完全满足需要，而国家又不可能再提供更多的救济成本以供警力的增加。因此在一些并“不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就安排治安协管员来“协助”一下。毕竟，从国家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一个治安协管员来的待遇要比一个正式的警员要低得多。私力救济的存在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力救济的压力，为其节省成本，使其将精力投入到更为需要的事件中去。
法之经济作用，在于其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直接产生影响，其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及生产力的进步。 私力救济存在之后，促使社会救济成本的节省，救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禁令的出台恰巧阻碍了私力救济很好的完成起使命，违背了法律政策存在之原有目的。
③ 私力救济的心理补充，其实是对于民众而言的。然而正是由于私力救济对于公力救济职能的补充才产生了私力救济的心理补充。面对时不时暴出的大案要案，因为警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警方不得不把相对不足的警力投入到这些对于社会而言更为危害重大的案件中。而其他诸如失踪，打架之类的“小案子”自然会安排在其后，有的甚至不力了之。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那就不是“小案子”了。民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从小到达受到的教育，让他们把全部希望放到了相关的职能部门身上。当这种全权责任的寄托由于种种原因而破灭后，势必将产生一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但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甚至是支持度的降低，而且当这种不满意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时，必将爆发，而其发泄对象，有或是犯罪分子，那么其结果有可能是恶性暴力事件及其他的社会事件；又有或是发泄在在处理的职能部门身上，那可能导致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但不管发泄在谁的身上，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从法律的本源来说，法应当是理性的，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法就是最高理性，并且他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就是法。” 同时发亦是公意，“法是公意的宣告”。 法律本身应当为民服务，如果私人侦探的出现能够实现其目的，就应当进行积极的维护，而不是反其道行之。
私人侦探业的出现，虽然其是以盈利为目的，但由于其往往是站在受害者一边的，正好充当了一个“和事老”的角色。缓解了被救济主体的这种情绪，其应商业的方式很好的弥补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这道“感情裂缝”。
（2）私力救济的盈利性
私力救济的存在，其以盈利为目的，建立以提供救济性质服务的机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为一般的市场主体存在，不一非法经营为目的，不损害国家及第三者利益，其完全符合我国的市场准入标准，同时，大量的市场需求数据也给予了私力救济正当性有力的证明；
据报道，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统计，我国每年的经济合同为40亿份，履约率不足30％，每年因逃债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每年外贸企业应收帐款的损失接近100亿。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也有55亿之巨。 如果这份数据无误的话，那么我国每年就有28亿份合同存在债务问题，因此而相加的损失之合有1955亿之多。28亿份问题合同，1955亿的经济损失，这对于救济机关而言，这是个多么庞大的市场啊，但这不是目前我国的公力裁判机关和执行机关所要面对的市场，而是他们面对不了的市场。私力救济的存在，虽然不能完全满足这一市场需求，但其也可以减缓损失如此之巨的现状。而且，私力救济机构不仅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同时因为私力救济机构本身是一种暴利行业，其还可以为国家带来大量的税收。
私力救济的盈利性其实并不能直接的证明私力救济的正当性，但其可以说明其以盈利为目的而存在是完全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的。虽然目前行内有因为谋取暴利而采取不法手段之行为，但是若使得私力救济存在于法律的监督与引导下，其还是可以提供救济服务的。
（3）私力救济的过度性
私力救济并不可能长期的存在，笔者以为伴随国家法制建设的迅速发展，公力救济机构及公民自身救济能力不断增强，仅就此两块已足以满足救济的需要，那么在那个时候也将不再存在救济市场的概念了，“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中道权衡”。 只有法可以真正的达到最终的正义目的，但是在目前，光靠公力救济还达不到这个目标笔者在次强调私力救济的过度性，其实是为了强调其“必经性”，公、私两种救济形态并存之时代，便好象向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阶段一样，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公力救济在目前之情况下无法担当起所有的救济责任，如果私力救济不作为的其最佳的补充搭档存在下去的话，那么将会违背社会发展之规律，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其次，私力救济之正当性从法律原理角度讲也是说得通的；

①请求权对私力救济的支持
以权利之间的关系为标准，民事权利可分为原权利与救济权（因权利之侵害而生之原状回复请求权及损害填补之请求权；与救济权相对待之原来之权利则谓之为原权） 因此可见，请求权可分为原权利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的请求权。 “盖救济权系原权利之侵害而发生，故救济权每为原权利之变形，且多为请求权焉” 笔者以为法律存在之目的主要在于两项职能；维护社会之秩序，保护公民之权利。如果私力救济请求权属正当范围，那么此权利就应当受到保护。
笔者认为，救济权的请求权发生要件是原权利的侵害，与单纯意义上的请求有些不同。请求权的对象是单纯的义务人，只有当此义务人拒绝履行其义务，而权利人坚持其权利的履行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救济权的请求权。具体过程是，首先，权利人要求特定义务人履行其应负义务，若义务人拒绝履行因先前的协定或是其他的行为而导致的义务的话，那么权利人的原权利的请求权则失效，而此时的特定义务人也就向侵权人转型（即法定其要负担某种责任）。此时，当事人可以第二次使用请求权，这里的请求权是指救济权的请求权。要求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引起的影响，并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笔者先前提到的作为所拥有的救济请求权其实当作请求救济权解，其是对受侵害者而言的，即受害者享有请求救济权或者说救济请求权。请求救济权；其实质是一种救济权，“请求”二字做动词解，是指公民拥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而救济请求权其实质是请求权，“救济”作名词解，即权利人有权要求救济，而其特定义务的形成形式当然有很多种。虽然说他们的具体权利性质不同，但是内容和最终的目的都是相一致的。而笔者在本文中的重点，私力救济，同公力救济、社会救济等救济形式相同，作为一种救济形式而存在，应当属于受害者救济请求权的对象之一。而前文中重点强调的救济权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权利人当然有选择其权利实现形式的权利。“有关民事方面的开放性实质上是给予权利人救济手段的多样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权利人行使私力救济请求权是完全正当的。此权利应受法律的保护。而为其服务的对象私力救济也应当在法律范围之内，否则，此权利是不可能被完整的实施的。民法学界对于未来民法典的体系及有关理论问题展开的讨论中，关于物权请求和侵权行为的立法设计问题，其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建立新的请求权体系和新的民事责任体系。 魏振赢教授在《论请求权的性质与体系——未来我国民法典中的请求权》一文中说“民法典中不规定物权请求权，新的请求权是基于债权产生的请求权，即债权请求权”。随着社会的变迁，民事权益的不断发展变化，有关民事责任的形式规定也将随之变的多样化起来。那么，救济手段的多样化应当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私力救济作为重要的救济手段更是不可或缺的。
我国刑法上明文规定的允许私力救济的存在形式有自助救济、自救行为、正当防卫以及还有其他部分法律的有关允许私力救济形式存在的规定，但仅仅是这些是不够的。公民需要更为广泛的请求权，比如请求非公力机关的第三人为自己收集证据的权利和对于涉及自身的案件实施调查之类。这便是笔者在上文中论述的对于需要私力救济时的请求权。如果此类权利的存在得不到保护的话，中国公民的请求权体系将是极不完整的，深化一点，公民权利的实现将遭到极大的阻碍。而在现实中，由于没有私力救济的存在，公民私立救济请求权得不到很好的实施，这也导致了很多的公民权利至今尚未能得以实现。

② “调查权”对于私力救济的支持
民间调查，有一个更为时髦的称呼私人侦探。所谓私人侦探，是指采用专门知识和社会特殊技能为社会提供调查服务的行业。强大的社会需求为“私人侦探”业的提供了事实理论上的依据，已不用多说了，而其在法律依据上是否符合呢，笔者认为首先要搞清两个概念。一个是“侦查”，一个是“调查”，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团，这也是“私人侦探”是否合法的问题上最大的争论点。对于“侦查权”法学家的解释是：国家赋予执法机关的带有强制性的一项权利，包括调查，调取，传唤，留置，拘留，逮捕，查封，冻结，搜查，扣押等一系列侦查手段含有不可抗力性，由特定机关和部门执行，代表国家意志。而“调查权”是指为了了解事实真相而开展的查错，搜集，取证的权利，不具强制性，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而花钱雇侦探，笔者认为和雇律师差不多，都是代行权利罢了。警局的探长与我们平时所说的侦探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公职，一个则是对于一类善于刑侦的人员的美称。私人侦探也是一样，其称呼的由来主要是人们对于此行业充满了神秘感和对于其人员的尊敬，并不是说叫侦探就拥有了侦查权。那是对于此行业的误解，他们的经营范围只能是调查而非侦查。所以，若辖定好其行业范围，私力救济在法律上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三、私力救济之合法化道路
（1）仲裁制度的借鉴
仲裁作为是民事诉讼的补充，解决民商类的事务纠纷，意义巨大。他们是两种有着密切联系的争议解决机制。民事诉讼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仲裁起着支持与监督作用，确保了仲裁程序价值的实现；仲裁也以其方式灵活、程序快捷、费用低廉等特点成为民事诉讼的重要补充。
私力救济服务机构的未来存在形式及合法地位，笔者以为，与仲裁机构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他们所补充的对象不同，但是其补充的形式及相关的位置、效用、地位关系几乎都是相同的。
因为私力救济服务机构并非是公力的职能部门，所以其所替代公力机关之处应当是一般的公民亦可为之却无法为的地方。如西欧或是美国那样让私人侦探介入刑事案件的调查在中国时机尚不成熟，特别是那些涉及到需要强制性或是暴力手段的案件，那样很有可能会导致私刑或是职权的滥用。毕竟，此类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将此类机构限制在民事范围之内，暂时还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做法。私力救济服务机构其职能体现的出现范围只能是以当事人的代理人身份出现。如果在其职能的范围内出现了对于强制力的需要，那也不能自行使用暴力，而是应当报请公力机关的协助。而此时公力机关也应当做好后盾的作用，给予适当的支持。其次，正如民事诉讼对于仲裁予以监督一样，公力机关亦要起到监督的作用，对于违规操作的私力机构依法取缔，如果出现违法现象更要严惩不贷。同时，私力机构要扮演好公力机关“配角”的角色，对于自己所掌握的一些线索要及时的向公力机关联系，不能仅为自己的利润而延迟了对案件完成的速度，更不能因为掌握一些线索而和当事人或是其他一些利害关系人讨价还价。当然，这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行业规范及道德的制定，这需要国家和所有的私力机构的成员以及所有的支持他们的人的共同努力。
（2）对于律师制度的借鉴
诉讼代理人：以当事人的名义，经当事人授权或法律的规定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民事诉讼的诉讼参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