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甲某于2011年4月11日通过案外人携程旅行网向A公司购买了上海往返欧洲的机票4张,旅客姓名分别为甲某及案外人乙某等三人,行程是2011年8月2日至17日,甲某为此支付4张机票票款共计18570元(含甲某的机票票款4950元)。后甲某因故不能出行,于2011年7月10日通过携程旅行网办理了涉案4张机票的退票手续,A公司为此收取退票费共计8000元(含甲某的机票退票费2000元)。另查明,案外人携程旅行网订票界面显示,A公司所售上海至罗马某航班的未使用退票条件为每张机票收取退票费1000元。后甲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A公司返还退票款8000元。

　　案例选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诉争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对退票费如何定性；二是退票费约定是否有效；三是退票费金额的调整应遵循何种规则。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判决A公司归还甲某退票费1010元,并驳回甲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退票费金额的确定应考虑承运人与旅客享有平等民事权利,主要弥补退票环节成本,并适当兼顾提高运输组织效率等因素。A公司利用其缔约优势,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强行规定向旅客收取高达票价百分之四十的退票费,损害了甲某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及甲某退票所可能产生的相应后果,酌情将退票费调整至票价的百分之二十并无不当。A公司称“甲某的退票行为已造成其较大的损失,其收取2000元退票费,应属合理”,无充分证据为证不能采信,故二审维持原判。

　　判案分析

　　本案中,甲某向A公司购买的上海往返欧洲的机票4张,甲某为此支付4张机票票款共计18570元,故涉案航空旅客运输合同有效成立。虽然涉案4张机票的票款均由甲某一人支付,但甲某只能就其本人的机票向承运人行使旅客权利,故法院采纳了A公司关于甲某不能代表其他旅客意思表示的抗辩意见。

　　一、关于退票费的法律性质。甲某通过携程旅行网订票时,网站明确告知了系争机票未使用的退票条件为每张机票收取退票费1000元。旅客与航空公司之间达成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后,负有向航空公司支付票款的合同义务。现甲某因自身原因无法使用所购机票,并要求航空公司退款,违反了自身所负的付款义务。甲某要求返还已付票款的行为构成了违约,故航空公司要求甲某支付的退票费,实质是收取双方约定的违约金。

　　二、退票费约定的效力。实践中,航空公司通过格式条款约定退票费的做法比较普遍。我们认为,退票费的约定本身并未违反公平原则,该约定合法有效。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机票(电子机票)时成立。在订票时,航空公司在其或其代理商的网站上都明示不得签转、不得变更、不得退票或者在退票时收取一定金额退票费的内容。因此,航空公司已经向旅客履行了相关的告知义务。在签订合同前,旅客虽然不能就机票退改签的问题与航空公司协商,但旅客有权选择航空公司及航班、舱位。如果随意允许旅客因自身原因随时提出退票并给予全额退款,将给航空公司机票的正常销售和运营带来不利影响,由此产生的“空位”也是一种资源浪费,故提出解除合同的旅客,在没有法定解除事由的情况下,已经构成违约,其要求航空公司退还全额机票价款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三、退票费金额过高的调整规则。由于违约金属于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条款,原则上应当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的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但违约金过高或者过低于损失时,当事人可以要求调整,体现了司法干预原则。

　　第一,违约金是否过高的认定标准。对此,应根据违约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衡量,如违约金数额与实际损失相比,对双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利益失衡,存在明显的不公平,违反了公平合理的民法原则,即可以认定违约金过高。200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2009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都做了相关规定。

　　第二,对于过高的违约金调整的幅度把握。对此法律规定,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裁量。违约金的调整,既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要更好地实现合同正义。在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以违约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在一般情况下违约金减少到实际损失的100%至130%之间比较适宜。

　　我们认为,退票费金额的调整,应考虑承运人因旅客退票所产生的违约损失。本案中,甲某所购机票的行程是2011年8月2日至17日,甲某办理退票手续的时间是2011年7月10日。因退票导致A公司的经济损失主要体现在弥补退票环节成本,并适当兼顾提高运输组织效率等因素。鉴于A公司尚有二十几天时间再售系争机票,可以积极弥补因甲某退票所产生的经济损失,故A公司对退票收取票价百分之四十的退票费,在本案中就明显过高于A公司的损失,一审法院酌情将退票费调整至票价的百分之二十,并无不当,故二审予以维持。

《贷款通则》的修改建议

河南省平顶山市城市信用社 张要伟


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实施四年多来，对规范金融机构的信贷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依法保障金融债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有许多的新的内容需要补充，值修改《贷款通则》之机，特结合工作实践，提出以下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建议修订后的《贷款通则》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使之成为一部行政法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贷款通则》作为行政规章，在金融纠纷案件中只有参照的效力，人民法院有决定是否予以参照的权力。而一旦《贷款通则》成为行政法规，人民法院在审理金融纠纷案件中就必须把它作为有效根据，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二、人总行曾对信托公司的委托贷款作过规定，但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建议对委托人的资格( 即哪些单位和个人可以作为贷款的委托人，应当排除企业单位)、委托人的权利义务、受托人(即金融机构) 的权利义务，用资人的权利义务，委托人、受托人与用资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纠纷的处理方式做出明确的规定，避免委托人将应当由自己承担的责任推向受托人，损害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三、建议授予金融机构限额的利息豁免权。《贷款通则》规定减免利息需经国务院批准，自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实践中，不利于金融机构盘活大量的不良资产。对于符合限定条件的贷款(一般属于不良贷款)，授予金融机构一定限额的利息豁免权，有利于金融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最大限度盘活资金。建议授予金融机构应收利息5-20％的利息豁免权。
四、明确以贷收息、以贷还贷做法的效力。以贷收息、以贷还贷的做法在金融机构中普遍存在，在实质上并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借款人的利益，是盘活不良资产的途径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人民法院用以贷收息、以贷还贷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的理由，判决金融机构败诉，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合法债权。建议对以贷收息、以贷还贷的行为从正面予以肯定；同时注意协调金融机构、借款人和保证人的关系，做到即保护保证人的权益，又保护金融机构的贷款债权。
五、对扣收行为做出明确的规定。扣收是金融机构收回贷款本息的有效途径，但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依据司法解释认定扣收属于侵权行为，判决金融机构返还“非法”扣收的贷款本息，这种判决极不合理，严重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扣收属于债权人行使抵销权的一种方式，是合法的行为。建议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在贷款到期后没有得到偿还的，可以对借款人、连带责任保证人(对一般保证人不得采取扣收措施)帐户内的款项予以扣收。
六、当前，国有、集体企业处于改制阶段，但部分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的不当目的，指使或者帮助企业采取一切办法逃废金融机构的债务，有的地方政府规定债权人在企业改制期间向债务人不得追索债务，甚至非法强令人民法院不得受理以改制企业为被告的案件，等所谓逃废债务的“改制”完成以后再受理。这些不正常的行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造成巨大威胁，直接关系着金融机构资产的质量和贷款债权的保证问题，在实际上关系着金融秩序稳定和金融风险的大问题，建议对保障金融机构合法债权、制止企业( 特别是地方政府主持或参与) 逃废金融债权的行为做出切实可行的规定。
《贷款通则》的修改涉及到方方面面，技术性比较强，人民银行为此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修订后的《贷款通则》将更加完善，能够更大限度地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

[本篇小文是本人1999年在宝丰县农村信用联社工作时所写，修改后的《贷款通则》尚未出台，现在看来本文中提出的建议还不过时，因此冒昧再次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