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强中国特色律师文化的建设

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 李俭

[摘要] 本文通过从文化及律师文化的概念入手，探讨了律师文化的主要功能及现实意义，剖析了当前我国律师文化中存在一些问题，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建设所应具备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 律师文化 亚文化 精神文化 行为文化 以人为本 团队合作

文化及律师文化的概念：
“文化”一词，由于其语意的丰富内涵，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的欧美对文化的定义就多达一百六十多种。据有关专家考证，“文化”一词，德文为kultur,英文为culture，两者均源于拉丁文字cultura,其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18世纪以后，其含义逐步演化。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文化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
文化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而最早给文化下一个较完整定义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爵士，在他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的发展研究》一书中指出， “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
律师作为一个社会的特殊群体自从其产生以来，就是国家司法体制的一部分。根据我国《律师法》第2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一方面，律师是一种职业，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其不同于其他职业的特点在于律师是直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向当事人提供服务的，其内容直接跟国家的法律体制和法制建设紧密相连，这就决定了律师工作内容的依法性，也决定了律师这一职业的神圣性和严肃性。而律师文化，则是从律师这一职业延伸出来的、由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在长期的法律服务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律师的职业操守、价值取向、理想追求、社会评价、行为规范等所共同组成的文化内涵。
一个社会职业群体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就是这个群体的生命。中国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社会群体，在经历了恢复律师制度25年来的探索与实践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属于这个群体的律师行业文化，随着25年的积淀与过滤、扬弃与升华，已经从她的嫩稚阶段逐步走向成熟，正成为中国当代律师共同信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
由于律师文化秉承了一般文化的共性，又具有亚文化 的特性，律师文化的内涵集中体现在律师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两个方面。律师精神文化是律师群体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和精神成果，解决律师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进行法律实践问题，是律师文化的核心，主要通过律师的价值理念表现出来，包括律师价值观、律师精神、律师理想、律师宗旨、律师道德、律师哲学等；律师行为文化是律师群体在一定行为规范的制约下，在法律实践中产生的、以人的行为为形态的实践文化，解决律师怎样进行法律实践问题，是律师文化的外现，主要通过律师行为规范表现出来，包括律师执业行为约束、律师制度制定与实施、律师机构管理等。律师文化的内涵集中反映了“知行合一”的理念，体现了一般文化的内在要求和律师文化的特殊属性。

律师文化的主要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律师文化作为律师行业和律师执业过程产生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一方面，它是律师这个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律师也通过自己的法律服务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律师文化的内涵；另一方面，律师文化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功能，所以其积极发展也对律师的社会评价、执业环境乃至国家的法制建设起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首先，律师职业的产生就是时代的需要，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赋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从文革时期不需要律师，将律师都关进了牛棚，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首次恢复了律师制度，律师的产生和发展是跟我国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紧密相连，也跟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息息相关。律师文化也从最初人们对律师的认识仅限于帮坏人说话的刑事辩护，发展到律师大量参与到解决社会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再到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时积极参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活动、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保驾护航，律师职业的内容不断得到扩展，律师在社会的经济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人们对律师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这本身就意味着律师文化的内涵在新时期下被不断地充实。
其次，律师文化的不断丰富也是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人具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社会的发展和律师的执业也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实现建立一个法治、公平的社会而努力，而律师的作用就体现在定纷止争、化解冲突、维护人权和法律尊严上，没有渊博的法律知识和敬业的职业操守很难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对律师提出的要求，律师应通过自己的司法实践充分反映这种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要求，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认真贯彻到自己具体的法律服务中去，以不断丰富律师文化的内涵。
具体来说，律师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导向功能。律师文化反映了律师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可以引导律师的主体行为，使律师为共同的理想、愿景而努力，主要表现在对律师心理、价值观、思想、行为起积极的导向作用。
　　2.凝聚功能。律师文化通过影响律师的习惯、知觉、动机、期望等微妙的文化心理，使律师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围绕共同理想，形成群体意识、整体理念和合作团队，以增强律师执业队伍的凝聚力和协作奋斗的精神。
　　3.激励作用。律师文化提倡的先进理念是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可以极大地激发律师的职业荣誉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律师为理想和宗旨而不懈地努力。
　　4.规范功能。律师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出对律师行为的准则和约束，其中制度文化、组织文化、管理文化、行为文化中表达的理念都对律师产生心理约束，进而产生对行为的自我控制，这种文化上的“软”约束，都对律师起到规范作用，促使律师摒弃不良的陋习和为了个人一己之私利而做出有损于律师良好声誉和律所的违法行为。
　　5.协调功能。律师文化倡导的价值观必然符合社会文化的要求，这就使得律师能够协调好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履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时律师文化作为一种维系律师内部关系的“贴合剂”，也使得律师个体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实现律师与律师之间、律师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和谐。
　　6.辅射功能。律师文化具有扩散性，律师可以通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优质的法律服务向社会传播律师文化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律师依法办事的法制宣传、弘扬时代精神和正义精神的司法实践，对社会群体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他人对律师的正面评价和舆论导向传播并辅射到律师业以外的行业和领域，对整个社会风尚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前中国律师文化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律师文化总来说其主流是好的，反映了律师作为一个群体的素质较高，在社会上享有良好的职业评价和社会舆论，但随着我国这几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律师队伍中也是暗流涌动，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和报道。
首先体现为律师过多地考虑和看重业务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的实际需要和考虑社会效益，律师也成了金钱至上的代表之一，有些人甚至明确说律师是“抢钱的”，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于律师社会评价在下降，象施洋大律师那样“为民请命”的律师少了，律师业也成了“惟利是图”的行业之一，在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律师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加强律师的自律和律师队伍本身的建设，树立诚信观念，不断提高律师的业务素质，重树律师正面形象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其次，对律师文化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对律师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研究不够充分。律师文化建设涉及到多种学科，诸如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心理学、文化社会学、法律文化学等等，为了加深对律师文化的理解，我们不但要研究律师文化本身，还应主动与文化、学术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建立起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文化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
再次，应大力加强律师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增进社会大众与律师之间的了解和互动。目前，一般普通百姓或对于律师职业的理解也仅限于发生纠纷时请律师帮着打官司，律师只是一个个消极地到处出击的灭火队员，哪里有诉讼哪里就有律师身影，律师文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诉讼文化，这样完全不利于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治的现代化。今天，国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律师的法律服务前置化了，通过律师大量的诉讼前的法律服务，规范企业的日常运作和管理，通过企业自觉按法律办事的行为来降低违法和被侵权的成本，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更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其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不断拓展律师的服务领域，促进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可谓一举三得。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应有的时代特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首先应明确我们的指导思想，即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为目标，以律师工作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己任，以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的执业精神为核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保证和促进我国律师队伍建设的顺利进行。
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时俱进，紧扣时代的脉搏，以时代的繁荣和昌盛为己任，紧跟时代的步伐。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社会主流文化的不断丰富也赋予律师文化以新的内容、不断拓展着律师文化的外延。特别中国这些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拓宽了律师的服务领域，也给律师的业务素质和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社会的发展给律师文化不断注入新的内容、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律师文化作为亚文化的存在，其自身的发展也不断丰富着社会整体文化的内涵，对其他文化的发展也起着触类旁通的效果，他们之间交相辉映，互相促进。律师，作为律师文化的创造者和载体，担负着律师文化建设的重任，应以时代的要求严以律己，在律师文化中应充分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如创新、勇于开拓、社会的责任感、科学的发展观、从建设和谐律所到建设和谐社会等等。
第三，律师服务也应体现我们的人文特色，以人为本，在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贯彻人文主义的精神，不是简单、机械地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而应在提供律服务的同时更多地为当事人设身处地着想，将经济效益和当事人的合法、真实的需要及律师工作的社会效益相结合，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劳动给当事人究竟带来了什么？当事人的真正关切所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为社会带来了什么？对法治建设是促进还是破坏？在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当事人或社会效果产生冲突时怎么办？因此，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时应充分贯彻诚实信用的原则，关注当事人合法、合理的要求，制止其非法的要求，不是一味地讨好和满足当事人的任何要求，从而建立起跟客户之间的互信关系，想其所想，切实解决他们的诉求。
第四，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命力都体现在它的创新上，律师文化也不例外。文化是这个时代的积淀和反映，律师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不断创造着全新的服务理念，从律师制度建立初期的一般的刑事辩护、民事代理，到后来又颁布了行政法，老百姓第一次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向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政府叫板，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历史在不断地改写，随着律师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宽，律师的服务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个人、企业提供着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也在用自己的汗水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地添砖加瓦，深入着前人从未涉足过的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上市、投资和融资，律师的脚步也随之踏遍了五湖四海，而独特的中国律师文化也得到了广为传播，律师也不再是单一的打官司的讼师，而真正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律工作者和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第五， 团体性和团队合作精神。
团队合作应该是律师的核心文化之一，在提高客户利益这一最高的目标下，律师在平常的工作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作为专业人员，同时也是热心的同事和朋友。这一根本的团队文化不仅取决于律师队伍的多样化，更是支持和培育了多样化的特点,以及包含和允许来自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文化的律师发挥和发展其潜能。越来越多的律师业务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律师的单兵作战，而是团队的合作，甚至是一个集团军的协同作战，那些大型的复杂的案件中，我们面对的对手是一个巨型的企业、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团队的合作根本无从完成，因此，律师的工作越来越讲究团队合作、集体配合、专业分工，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律师队伍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集中了集体的智慧，有利于律师整体服务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律师也在这样的合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提高了团队的意识和合作的信念，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了解，融洽了律师之间的气氛，让每个律师充分体会到集体的力量和能量。
第六，律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也是律师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律师的职业跟国家的法制建设和社会的法治化紧密相连，律师们通过自己的司法实践和实际工作体现着法律的权威，实现着法律的正义，维护着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完善，所以律师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维护法律的尊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第七，律师文化应体现其包容性的一面，注意与其他文化的兼容并蓄，不断
丰富律师文化的内涵。各种文化都有其优秀的方面，值得其他文化的借鉴和学习，取长补短，坚持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才能共同发展。律师文化因其层次高、专业特色明显而独树一帜，但律师文化的更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从其他文化中汲取营养，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都是人类文化中的支流，它们之间的融会贯通，象涓涓细流汇聚成海，不断丰富充实着人类文明的宝库。
此外，律师文化需要进一步发展，还应有足够的开放性、多样性，并兼具国
际化的特征。一种文化需要发展，应该坚持开放的原则，不应该在封闭的环境中闭门造车，将自己固步自封于狭隘的空间中，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对其他的文化采取一种积极的吸收、参照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且这种开放应该对世界的开放，不应局限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已被连接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地球村，资源和信息共享使现在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彼此的协调与合作，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创造了多种多样灿烂的文化，不断丰富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也是其活力和不断发展的源泉所在，国际化使得我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各种优秀的文化，交流带给我们双赢的结果，又不断推动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不断丰富着中国特色律师文化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樊斌杰：《律师文化之思索》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6999
2， 司法部赵大程副部长：《关于开展我国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研究的问题》http://www.lawyerculture.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48
3， 王维林：《以律师文化的特质为线索建构我国的律师文化》吉林菁华律师事务所http://www.lawyerculture.com/News_Show2.asp?NewsID=271&NewsPage=3
婚内强迫性行为的法律责任论
-----由王卫明强迫妻子性交被判强奸罪说起

犀原律师事务所(河南郑州) 杨德寿


摘要：文章针对法学界争议较大的婚内强迫性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结合具体案例，从刑法学、逻辑学和司法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的定性不应该与性有关，如果未造成其他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伤害，婚内强迫性行为也不构成犯罪。
关键词：婚内强迫性行为，强奸，强迫性交。


婚内强迫性行为是指合法夫妻之间的强迫性交行为，通常又是指丈夫强迫妻子性交的行为。作者认为也应包括妻子以要挟等方式强迫丈夫与已发生性关系的情形。对这种行为如何定性？实施这种行为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特别是，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界存在相当大的争议。1999年12月，上海判处一起婚内强迫性行为构成强奸罪的案例，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本文将结合这起案例对婚内强迫性行为的定性问题和法律责任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对该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婚内强迫性行为被判强奸罪的第一例i
1999年12月24日，上海市青浦法院做出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卫明强行与自己妻子发生的性行为构成强奸罪。仅判决部分的内容为：被告人与被害人虽为夫妻关系，但已分居达16个月之久，且被告先后两次提出离婚诉讼请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在一审已判决离婚、但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特殊情况下，被告人王卫明违背妇女意志，采用暴力手段，依法应予惩处。鉴于案情的具体情况，可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王卫明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 3年。此判决一经做出，在我国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是我国法院认定婚内强迫性行为构成犯罪的第一例。

本案发生和追诉的简要经过ii
王卫明与被害人钱某自1993年结婚。婚后双方因性格不合，王卫明曾于1996年6月和1997年3月两次提出离婚诉讼。1997年10月8日，法院判决王、钱准于离婚，双方均于当日签收该判决书。1997年10月13日晚7点多(离婚判决尚未生效)，王来到了原来的住处，见钱在房间内整理衣服，即上前从背后抱住钱，欲与其发生性关系。钱拼命挣脱王，拎起包想夺路而去，但被王挡住。经过一番搏斗，王将钱推倒在床上，强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
之后，钱蒙着被子失声痛哭，并于晚11时许到派出所报案。王卫明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10月15日，青浦县公安局即提请青浦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王卫明。但检察院认为王不构成犯罪，不同意批捕王，并敦促公安局立即放人。后公安局要求复议，检察院又维持了不批捕决定。公安局又向上海市检察二分院提交“提请复核意见书”，市二分院下达复核决定书，认为法院既已做出王、钱准予离婚的判决，且两人不持异议，虽判决尚差 9天才生效，但两人已不具备正常的夫妻关系，所以对王卫明应以强奸罪认定，建议由区检察院直接提起公诉。婚内强迫性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便由此产生。

由本案再次引出的争议问题
王卫明被判强奸罪后，在中国司法界引起广泛激烈的争论。本案发生后，公安、检察这些专门的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就存在严重分歧；青浦法院的判决也是拐弯抹角作出的，由此不难看出法院的谨慎。此前，西安一起丈夫强迫妻子性交并伤害妻子的案例，据称法院因苦于没有婚内强奸的立法，只处理了伤害一案。这些案例说明：我国《刑法》 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在是否适用于婚内强迫性行为的认识是模糊的。
青浦法院的判决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不是因为婚内强迫性行为的事例太少，而是因为这种行为发生后妻子求助司法保护的事例太少；其次，既便这些妻子拿起了法律武器，她的权利也未必就能得到保护。这又是因为，在民众心目中，妇女被丈夫强迫过性生活与被他人强奸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除此之外，刑法学专家也是将二者区别对待的。我国刑法学家高铭暄主编的《刑法学》iii教材认为：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也就是妇女拒绝与其合法配偶以外的任何男子发生性行为的权利；刘家琛、孙琬钟主编的《中国新刑法实务全书》iv与本教材的观点完全相同。就本案而言，王卫明强迫妻子性交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是经历了一番曲折的，如果不存在判决书表述的“特殊情况”，王卫明的行为极有可能不被追诉。
很明显，无论平民百姓还是法律专业工作者，绝大多数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构成强奸罪。长期以来，婚内强迫性行为的行为人未承担任何罪责，正是司法机关将这种观点用于司法实践的明证。以上《刑法学》和《中国新刑法实务全书》虽然认为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拒绝与其合法配偶以外的任何男子发生性行为的权利，但并没有进一步阐明产生这一认识的原因。一般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有以下几点：一、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和性生活的法律承诺；二、如果婚内强迫性行为构成犯罪，就会破坏婚姻的稳定；三、承认婚内强迫性行为是犯罪，就可能使妻子随时以此来要挟丈夫、诬告丈夫，另外婚内强迫性行为取证也比较困难v。
按照上述观点，婚内强迫性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对这种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呢？本文不妨结合上述案例，来论述婚内强迫性行为的定性和法律责任问题。

婚内强迫性行为的定性
笔者同样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的行为人不构成犯罪，但又认为，以上几点婚内强迫性行为的行为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没有说服力。探讨婚内强迫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从《刑法》设定强奸罪的目的及刑法学和逻辑学理论上着手，同时还要考虑司法实践上的可行性。这样才能对婚内强迫性行为进行准确定性。
一、婚内强迫性行为并不构成对妻子性权利的侵犯
《刑法》设定强奸罪的目的在于保护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该强奸罪条款所保护的客体是妇女拒绝男子对其实施奸污的权利。夫妻间关于性的权利义务，因为双方合法婚姻关系的确立而产生相互之间的专属性质，这种性质决定了婚姻关系的一方不能随意拒绝另一方的性交要求，与妻子发生性行为正是丈夫的法定权利。据此，丈夫虽然强行与妻子发生了性行为，也不构成对妻子性的权利的侵犯。如果构成侵权也只能是对平等的人格权的侵犯。对婚内强迫性行为的定性不应该与性有关。因此，婚内强迫性行为不应构成强奸罪或其它与性有关的罪名。
二、婚内强迫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未达到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
《刑法》中每一种犯罪以及构成这种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大小，都是根据某主体的某一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来设定的。这种违法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时，《刑法》才将其规定为犯罪并要求行为人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基于夫妻间性的权利义务的专属性，婚内强迫性行为既便具有社会危害性，这种危害性也很难构成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婚内强迫性行为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行为人为发生性行为而采取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上，而不表现在性行为本身。也就是说，丈夫强迫妻子性交远没有强奸其他妇女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为这两种不同危害性的违法行为设定相同的法律责任，是和法律的正义性相违背的。强迫性行为如果没有造成被害人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其他伤害，这种行为的危害性是不可能达到承担刑事责任程度的。如果婚内强迫性行为有其他伤害或虐待行为则另当别论。不过，对这些行为的追究也只能适用伤害罪或虐待罪条款来认定，而不应适用强奸罪条款。除此之外，婚内强迫性行为在定性上不构成刑事犯罪。
三、《刑法》和逻辑学上的“强奸”与“强迫性交”
从《刑法》的具体规定来看，强奸罪条款所调整的犯罪行为系指强奸(或奸淫幼女)行为。为弄清“强奸”与“强迫性交”的区别，应当先弄清楚“奸”与“性交”的区别，因为“强”与“强迫”无异，都是违背他人意志。《现代汉语词典》vi中，“奸”的含义有多种，但都是贬义的。其最常用的意思是“奸淫”，该词典对“奸淫”vii的解释是：男女间不正当的性行为。与“奸”组合的与性行为有关的常用词有“强奸”、“通奸”(亦称“和奸”)、“奸污”、“诱奸”、“鸡奸”等。所有这些，指的都是不正当(或不合法)的性行为，其区别仅在于这些不正当性行为的表现形式。《现代汉语词典》对“性交”viii的解释是：两性之间发生性行为。这是一种中性的解释。对于夫妻之间的性行为，汉语所用的词汇从来不曾与“奸”有关，而只用“同居”、“同房”、“房事”、“性生活”、“性交”以及“做爱”之类的中性名词。很显然，“奸”仅指不正当的性行为，其中又包括自愿的和强迫的；而“性交”则同时包括不正当的和正当的性行为，也包括自愿的和强迫的。










图1 “强奸”、“强迫性交”与“性交”不同的内涵

从逻辑学上讲，“强奸”比“强迫性交”的内涵要大，“强迫性交”又比“性交”的内涵大（如图1所示）。我们可以将“强迫性交”解释为强迫的“性交”（对“性交”概念限定）行为，把“强奸”再进一步解释为非法的或不正当的“强迫性交”（对“强迫性交”概念再限定）行为；我们不能反过来将“性交”解释为某种“强迫性交”行为，更不能将“性交”解释为某种“强奸”行为。图中阴影部分是强迫的性行为，其中深色阴影部分指的是没有正当性关系的强奸，浅色部分为有正当性关系（即婚姻关系）的强迫性行为；其它部分是自愿的性交行为，包括夫妻间的正常性生活和非夫妻间的通奸及姘居，还包括性交易行为。作者认为，刑事立法在表述“强奸罪”条款时，不可能不考虑“强奸”与“强迫性交”在逻辑学上不同的内涵。因此，《刑法》中强奸罪调整的强迫性交行为只能是不正当的。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问题，作者设计了表明各类性关系的分布图（如图2）。图中，横坐标轴将性关系分为自愿的（即I、Ⅱ象限ix部分）和强迫的（即Ⅲ、Ⅳ象限部分），纵坐标轴将性关系分为合法的或正当的（即Ⅰ、Ⅳ象限部分）和非法的或不正当的（即Ⅱ、Ⅲ象限部分）。假定主动实施性行为的人已经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只有符合图中阴影部分即第Ⅲ象限全部和第Ⅱ象限局部（深色阴影部分，即幼女作为被害人的情形）的条件，才构成《刑法》规定的犯罪。所以，笔者在表述夫妻间的强制性行为时均与“奸”无关，只用“丈夫强迫妻子性交”或“婚内强迫性行为”之类文字，而不用“丈夫强奸妻子”或“婚内强奸”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