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势力犯罪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朱格林


[摘要]本文通过对恶势力犯罪概念的辩析，以其性质对概念作了重新描述后，以司法实践视角，考察其一般犯罪特点，表明其存在的危险和危害性。尤因其存在法规竟合或事实竟合情形，故与其他犯罪形态和行为作出界定，特别是实践中对法律适用的模糊性，作者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恶势力犯罪，认定，法律适用

面对日益猖獗的恶势力犯罪，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在“从严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但是，由于人们对恶势力犯罪这种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犯罪现象缺乏充分认识，加之学界观点众说不一。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易出现定性不当，打击不力等问题。为了更加深入有效地打击恶势力犯罪，笔者拟对恶势力犯罪的概念、认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略抒管见。
一、恶势力犯罪的概念提出
恶，过也【1】，后引申为“罪恶”、“凶暴刁钻”之意【2】；势，即权力、权势【3】；力，本义指“体力”、“力气”，后指“力量” 【4】；恶势力，英语为“vicious power”，沿自古法语，意为“邪恶的权力”或“凶残的力量”【5】。因此，恶势力一词包含着法律和道德强烈否定的社会评价。尽管历代史料和各种文学影视作品对市井恶棍、街头地痞、黑帮贼匪和极端组织等恶势力都有过淋漓尽致的描绘，而且，我们从旧刑法的流氓罪和新刑法典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和敲诈勒索等罪名中也可觅见其端倪，但新旧刑法典却未把恶势力犯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予以明确规定。所以，恶势力犯罪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刑事政策概念。从1983年我国开始“严打”斗争到2001年初，中央政法委提出把打击流氓恶势力犯罪作为“严打”的重点对象之一，对恶势力犯罪的研究得以积极开展起来。但迄今为止，恶势力犯罪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并得到普遍公认的定义。其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广狭义概念说。该说主张恶势力犯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恶势力犯罪泛指所有团伙性犯罪。狭义的恶势力犯罪则专指组织结构松散的一般性团伙犯罪。
（2）特征定义说。该说主张根据犯罪组织的性质和目的、组织结构、行为纪律和活动方式、发展变化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等特征，综合提炼恶势力犯罪的定义【6】。
（3）法律层次说。该说以新刑法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认为黑社会性质犯罪是恶势力犯罪的最高层次，而将其以外的违法犯罪团伙归为较低层次的恶势力犯罪【7】。
笔者认为，恶势力犯罪概念的定义应取决于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广狭义概念说把一般团伙犯罪纳入研究视野，扩大了考察范围，对恶势力犯罪的预防、立法和司法进行突然向应然性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该说除狭义概念指出恶势力犯罪属有组织犯罪外，其广义概念对恶势力犯罪却未作个性化研究；特征定义说和法律层次说，以现有法律规定为依据，从司法实然性角度出发，着重考察行为人的行为特征和性质，在实务上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以上三种观点，虽然对恶势力犯罪提出了思考途径，却未能给出明确的概念定义，笔者认为，对恶势力犯罪的定义应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由于不同时期，人们的行为习惯、价值取向和社会治安形势存有差异，认定恶势力犯罪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对其适用的刑事政策也会不尽一致，恶势力犯罪的内涵和外延也会因此不同。
第二、在我国现行刑法的框架下，恶势力犯罪的定义应当区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至少它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1）、作为一种势力，恶势力是以多人（3人以上,多则数十上百人）为前提的组织或群体；（2）、恶势力特有的组织、行为、活动区域特征；（3）、行为方式特点；（4）社会危害程度。
第三、在认定恶势力犯罪时，不能只依据犯罪人行为是否具有暴力倾向和危害后果是否严重以及周边群众的个体态度来认定，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和罪刑法定原则，以唯物辨证法的方法进行考量。
综上，笔者认为，恶势力犯罪是指犯罪主体以纠合性组织或群体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行业内，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肆意给犯罪对象造成了一定损害后果或危险，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
二、恶势力犯罪的一般特点
1、主体构成明显，劣根性较深。无论是恶势力头目、骨干，还是盲目跟从的“烂仔喽罗”，基本上都是其活动区域内的当地人，他们的骨干人物以亲缘、宗族、同乡、同学、狱友、相同经历和恶习等共同点为联系纽带结成恶势力核心，特别是那些有前科劣迹的“两劳”释放人员或多次被治安处理的人员，这些人以其“恶名”、“丰富”的作案经验、反侦察伎俩作为“操社会”和“炫耀”的资本，在当地裹胁、网罗成员，从而形成一股反社会的邪恶力量。如岳池县的杨辉团伙，其骨干均系当地开“摩的”的农民以“结亲家”方式聚合而成；邻水县黄运忠为首的86名“梅花会”成员，其中47人曾被政法机关打击处理过，十余名骨干都是当地用扑克牌搞“三猜一”诈骗的“同道”【8】。
反社会是恶势力的共同本质，也是其“恶”之所在。这些人大多数是无正当谋生手段、个体素质低下的青少年，邻水刘凤、张坤团伙，全是18岁以下（最小仅15岁）的“小杂痞”【9】，他们年龄虽小，却舞刀弄枪，追杀砍打，心黑手辣，缺乏社会公德，法律观念淡薄，谋生技能差，大多染有赌博、嫖娼、打架、斗殴、贪吃懒做等恶习，把享乐主义和称雄称霸作为追求目标。
2、区域性作案，公开对抗社会。恶势力犯罪与流窜作案不同，他们滋生于当地，作恶称霸于故土，是一群“专吃窝边草的狡兔”，他们的主要犯罪活动大都集中在核心成员的居住地及其周边地段，这些人在私利的驱动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几千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路吃路”的传统狭隘地域思想的影响下，为了争强斗胜，他们装备长短火药枪、东洋刀、匕首、土制炸弹等凶器，凭借团伙力量，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明火执仗地在路、村、街、市等公共场所公开进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殴打无辜、强买强卖，欺压百姓，扰乱公共秩序，危害一方安宁，使群众缺乏安全感，为一方百姓所痛恨；有的甚至公然藐视法律，以暴力抗衡基层党政组织，以宣泄其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如邻水县的杨辉团伙，号称“河西派出所”，不仅向出租“摩的”收取每月10元“保护费”，任意敲诈当地鸡鸭鱼贩，甚至公开召集“摩的”开会搞“自治”，并持刀集结派出所进行挑衅漫骂；岳池县袁勇团伙，因到镇电视台为同伙劳释回家点歌庆贺遭拒，竟纠结十余人翻进镇政府，对前来制止的镇长进行殴打漫骂，气焰十分嚣张【8】。
3、肆意连续作案，非法牟取利益。恶势力盘踞一方，无所顾忌地大肆连续性作案，是危害一方的“害群之马”。他们事前一般无预谋策划，往往临时起意，恶性突发，随意性大，群众只要多盯他们几眼或者他们觉得某人不顺眼，便哄砸抢打。岳池县杨辉团伙，在短短的二年时间内，连续作案多达57次。刘顺明团伙于1996年元月19日晚驾车至岳池县同兴加油站打伤加油站老板，强行加油，他们抢劫了在此加油的外地车主现金100元后又窜至加油站宿舍，掀开熟睡中的女职工被盖，看她们是否穿内裤。
据调查，恶势力犯罪案件85%与钱财有关【10】。为掩盖其行为本质，他们欺行霸市，故意制造事端并借题发挥；充当“执法者”、“中间人”，大肆插手民事纠纷；利用自己臭名昭著的“知名度”为一些私营企业、个体老板充当保镖、“扎场子”、追讨欠款、复仇“了难”、“保驾护航”。重庆市奉节县刘洪伟团伙在当地强行低价收购仔猪后，又以拳脚开路，胁迫外地商贩高价购买。广安市刘昌福一伙，经常插手民事纠纷，强行“调解”，既吃“原告”，又吃“被告”【11】。德阳市龚平团伙，多次在该市泰安小区工程中，把持工地大门，拦截材料运送车辆，追逐撵打司机，威胁房产开发公司的管理人员，强行运送红砖沙石，非法倒卖所谓的红砖沙石“运送权”、土方“挖掘权”，从中渔利。
4、组织结构松散，易打击，易反复，社会危害性大。恶势力属典型“无组织纪律”的“乌合之众”，其组织结构和内部纪律相对较为松散，无书面“规章”和严格的惩戒制度，平时主要靠“哥们义气”和“亡命徒”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维系。但是，“严打”对恶势力犯罪而言，一“打”就跑，一跑就散，风声过后，又会迅速冒出来，打而不绝，禁而不止。长此已久，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为非作歹，不仅会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破坏经济环境和秩序，而且会动摇民心，影响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的威信，特别是因为不及时打击或打击不力，养虎为患，从“小恶”到“大恶”、从“零星经营”到“规模发展”，一些恶势力会逐步演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社会形成更大危害。
三、恶势力犯罪与其他共同犯罪的界限
（一）、恶势力犯罪与犯罪集团的界限。刑法第二十六条二款之规定，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根据1984年6月15日“两高”和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集团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答》，一般犯罪集团的特征为：（1）、犯罪人数众多（3人以上），重要成员固定或基本固定；（2）、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一种或数种严重的犯罪活动；（3）、有明显的首要分子；（4）、有计划、有预谋地实施犯罪；（5）、社会危害性严重。因此，恶势力与犯罪集团有相似之处，如人数众多，成员较固定，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等。但两者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1、主观目的不同。犯罪集团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实施某种或几种明确的罪行；而恶势力犯罪主要是凭借人们对其恶名的压抑和恐惧来满足其称王称霸的精神欲望并实现对社区群众的自私性剥削的畸形人生价值。
2、作案方式不同。犯罪集团作案计划周全，目标明确，行动隐秘，一般会积极掩盖身份；而恶势力成员个性张扬，往往三五成群，行为目标一般具有偶然性和盲目性。为显示其霸道，他们经常是公开地进行违法犯罪，甚至有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以使对方因恐惧而臣服。
3、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同。犯罪集团是专门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其实施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并应受到刑罚惩罚。而恶势力成员从事的既有一般违法行为，也有犯罪行为，他们经常是“大坏不干，小坏不断”，其行为一般以破坏社会治安管理为主。从大量实际材料看，由一般违法到犯罪，由轻罪到重罪，直至恶贯满盈遭致灭顶之灾正是恶势力犯罪形成、发展的轨迹。因此，一些恶势力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二）、恶势力犯罪与非法武装团体、恐怖组织、邪教和会道门组织的界限。我国刑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了武装叛乱、暴乱罪，该罪的非法武装团体通过一定规模的武装暴力公开显现其反政府的政治目的，其行为带有政治性。恶势力团伙一般配备有大刀长矛、枪支弹药，甚至爆炸物，他们的行为通常是为了逞强好胜、牟取不法利益，不具有政治目的，其反抗的规模和剧烈程度均不如非法武装团体。
恐怖组织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在欧洲、中东和南亚等地出现的犯罪组织，他们所从事的劫持、绑架、爆炸等活动一般也具有政治目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国家或政治团体的领袖要员，特别是针对不特定的群众或公共财产设施。恶势力犯罪一般不具有反对一个国家政治的目的，行为对象单一、明确。
会道门、邪教组织一般是通过宣传封建迷信、异端邪说而扰乱人们的思想，鼓动他人去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具有欺骗性，一般不带有暴力性、掠夺性；而恶势力通常是直接针对他人使用暴力、威胁手段。
（三）、恶势力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针对黑社会在我国发展的不成熟阶段提出的一个法律概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如下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手段，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因此，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一定的共同点，如都具有一定的组织，人数较多，拥有固定或者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经常以暴力威胁手段从事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破坏社会治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扰乱经济秩序等，但二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更为严密。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明确的发起者、组织者，基本成员固定，内部分工明确，层级清楚，有残酷、严格的内部纪律约束。如宜宾市狄绍伟集团的《员工手册》共四章47条，内容包含对出卖、背叛、损害组织利益、不服从命令的，处以割舌、挖眼、切指、断双腿和处死等酷刑。在从事犯罪行为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一般从事幕后策划和遥控指挥，并不亲自参与现场行动，其成员犯罪具有职业化、专门化趋势，是一种严密、残酷的犯罪组织，主要从事杀人、抢劫、贩毒、绑架勒索、盗卖文物、组织偷渡等犯罪活动。恶势力的组织结构相对较为松散，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主要靠江湖道义维系，除组织者和领导者外，其他多数成员不固定，只是在实施违法犯罪时才临时纠合在一起，成员素质普遍偏低，往往是谁最心狠手黑后台硬、敢打敢杀不怕死，就听谁的。成员之间没有明确分工或只是具体行动时临时分工，其组织者、领导者常常“身先士卒”直接参与现场作案。
2、主观目的和经济实力不同。攫取非法的经济利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长期存活、膨胀的前提和基础，从严格意义上讲，每个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在以暴力为后盾从事非法的经济活动，谋求一定区域或行业的经济垄断地位，以“黑”养“黑”，非法敛财，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并力图控制某一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充当“第二政府”角色。恶势力的违法犯罪目的具有多样性，主要是为非作歹，称王称霸，满足精神刺激需求，不一定以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缺乏使组织长期存续的雄厚经济基础，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经济实力，有时甚至一餐饭也会成为恶势力犯罪的诱因。
3、腐蚀渗透能力不同。官匪勾结，“黑白”两道合流，沆瀣一气，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猖獗并能持续生存的主要原因。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金钱、美色、恐吓等贿赂、威胁手段引诱、逼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甚至通过操纵选举或利用已有的“关系网”直接向国家机关安插成员，以便随时通风报信或整治打击秉公执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恶势力的“保护伞”和“关系网”不明确或者层次较低，有的根本就没有“保护伞”和“关系网”，抵制社会的“后台”实力不强。
四、对恶势力犯罪适用法律应注意的问题
（一）、不可避免地“从快”适用刑罚，是遏制恶势力犯罪的有效保证。制止犯罪发生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并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12】。从已有和潜在的犯罪人角度看，不少恶势力成员之所以敢于多次连续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可以避免的侥幸心理所支配。“除非存在免受惩罚之希望，否则没人愿意去犯罪。如果刑罚恰好由罪行之获利而产生，且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不会有人犯罪了”【13】。由于一部分恶势力犯罪案件，长期不能侦破或虽然侦破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使罪犯受到应用的惩罚，从而强化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他们甚至会认为受到惩罚纯属偶然巧合，因而会更加狡猾、胆大妄为、变本加厉地实施犯罪。因此，笔者认为，罪犯得不到及时应有的惩罚是当前恶势力犯罪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如果恶势力犯罪无一例外地受到刑罚惩罚，使犯罪人亲身体验到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并切身感受到刑罚的真实存在和威慑力，从而消除侥幸心理，最终放弃继续犯罪，潜在的犯罪人即使原来有犯意的也可能会放弃。普通的社会成员也愈能认识到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必然联系，并自觉提高守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同各种恶势力犯罪作斗争的信心和积极性。
贝卡利亚认为：刑罚跟随犯罪来得愈快，他们之间的间隙愈小，刑罚就愈公正，愈有益处【14】。及时对犯罪人适用刑罚，能剥夺犯罪人再次犯罪的条件，避免犯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而且可以安抚被害人，化解社会矛盾。从多年来的“严打”情况看，被判处死刑的案犯大多属于在次数、数额等方面情节严重的犯罪人。如果刑罚能确实起到“止恶于初”的作用，案犯本人不至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社会也可少遭犯罪之害。因此，“从快”打击恶势力犯罪，不仅能强化人们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正义观念的认识，促使人们确信法不可违、罪不可犯，从而增强守法观念，而且也有助于儆戒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在想到犯罪得利的同时，也立即意识到遭受刑罚的可怕结局，从而自觉地抑制犯罪意念。当然，“从快”也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保障被告人法定诉权和法律程序范围内高效率、高质量地及时办案。
（二）、正确理解“两个基本”，查清涉及恶势力犯罪的客观事实和证据。“两个基本”，指“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它是我们党为适应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而提出的刑事政策和办案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5】。但是，法律不仅是政策的工具，也是政策的界限。适用“两个基本”，就是在“两个基本”的指导下，适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不能理解为抛开法律办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明确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作出有罪判决。因此，“两个基本”的提法有一定的模糊性，容易引起歧义并影响案件质量，甚至会造成冤假错案。“基本事实”是指关系到定罪量刑的主要案件事实，即犯罪嫌疑人是谁、是否实施犯罪、如何量刑以及罪轻、无罪等关键事实【16】。具体包括：（1）、主体身份及其刑事责任能力、主观罪过和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和后果等犯罪构成的事实；（2）、有无幕后策划指挥者和包庇纵容者；（3）、确定法律规定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影响量刑幅度的情节、数额和后果的事实；(4)、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事实和情节；（5）、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基本证据”是指据以认定事实的基础的、主要的证据【17】。他包括两个方面：（1）、基本证据应当是认定基本事实的证据，不是证明基本事实的证据，不属于基本证据；（2）、基本证据应当是认定有关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而不是所有证据。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不等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更不是司法机关掌握了一定的事实和证据就可以对被告人予以定罪量刑【18】。坚持“两个基本”，必须同时强调“稳、准、狠”，不能搞“大概齐”，对那些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枝末细节，不能借故久拖不决。
（三）、在法律层面下，严格依法对恶势力犯罪“从严从重”定罪量刑。在对恶势力犯罪定罪时，应依据犯罪构成理论严格剖析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应交由相关行政部门处理，对于构成犯罪的，不能以“罚”代“刑”。通常，恶势力成员作案的随意性和连续性决定了其行为可能会在跨1997年9月30日前后时段内触犯多项罪名，因此，应正确适用新旧刑法典适用时间效力、罪名确定和数罪并罚。
就法哲学而言，“严打”体现的是刑法报应思想，它是对刑法社会保护功能的强调，因为这种观念符合我国人民心目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老朴素思维【19】。于是，在前法治时代，有着深厚社会历史基础的刑法重刑化思想便经常成为社会治安恶化背景下的现实选择。在“严打”实践中，为了营造“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浩大声势，有些司法机关采取游街示众、公开执行等不正确作法；有的在所谓的联合办案过程中，违背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程序限制和约束，无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些地方政法委不是予以宏观协调、指导，而是直接插手司法机关的具体办案。在刑罚轻泛化的世界潮流面前，死守重刑主义其实是不理智的，“严打”应充分尊重“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对恶势力犯罪定罪量刑的最高标准。罪刑法定原则是当代各国刑法的灵魂，它不仅是守法公民捍卫人权和自由、民主与进步的“大宪章”，也是犯罪分子的“保护伞”；适用刑罚一律平等原则的提出，不仅否定了“特殊公民”的存在，也要求司法机关敢于刚直不阿、力排干扰，维护司法的公平和正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在对罪犯厘定刑罚时应当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相适应。因此，“严打”的“从严从重”原则，不能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我国多年奉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1）、“从严从重”必须是在法定范围内的从严从重，是相对于该种犯罪在一般情况下不从严从重而言的，它不能突破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而加重处罚；（2）、在执行“严打”方针过程中，法律明确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必须得到完全的遵守。不能因为有“从严从重”方针，而对于明确规定的从轻、减轻的情节不予考虑。只是在犯罪人具备法定的必须“从轻、减轻”情节时，从轻、减轻的幅度可以比平时小一些；在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减轻”情节时，一般不予从轻、减轻处罚；（3）、在具备法定的应当从重的情节时，从严从重处罚幅度要大一些，但绝不能升格处理，在具备法定的可以从严从重的情节时，一般应予以从严从重处罚；（4）、应注意从严从重惩罚的幅度。罪行有轻重之分，从严从重的惩罚幅度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不论犯罪情节、危害程度、悔罪表现等一概从严从重，也不能一概地在该量刑幅度内处最高法定刑。
在处理恶势力犯罪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突出问题：第一，农村发生的大量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多数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有的案件无论是犯罪情节还是犯罪人主观恶性并不十分突出，因此，不能不加区别，一律简单地将其作为恶势力犯罪而从重处罚，特别是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全国农村刑事案件会议纪要》精神，一般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相反，对于一些刑满释放的惯犯以及在犯罪后或服刑期间外逃又犯罪的应坚决考虑从重。第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仍应坚持“教育挽救为主，刑事处罚为辅”的宽大政策。对于其中具有初犯、偶犯、从犯或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其行为依法可以减轻处罚的，应考虑给予减轻处罚；如果符合适用缓刑条件的，仍应依法判处缓刑。第三，要特别注意不应动辄将一些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或一般的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流氓恶势力犯罪作为黑恶性质犯罪从重打击。第四，对于涉枪涉爆犯罪，一定要注意区分违法与犯罪的界限，不要把农民因不知法、不懂法私藏并非用于作案的少量土枪和爆炸物品作为犯罪处理，无端扩大打击面。

注释：
【1】即“过失”之意，见《说文解字》；
【2】见南朝齐•丘迟《与陈伯之书》“恶积祸盈”和《元曲选•无名氏第二折》“恶叉白赖”；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政府


柳政发[2006]50号



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柳州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监事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有关委、办、局，各有关企业：

现将《柳州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监事管理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柳州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监事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维护国有权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监事，是指由市国资委依法向企业委派或推荐进入企业监事会的监督人员，或市国资委设立的监事派驻组成员。

本规定所称监事会主席，是指由市国资委依法向企业委派或推荐, 由企业监事会选举产生, 担任企业监事会召集人的高级监督人员。

本规定所称国有产权代表，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中，由市政府或市国资委推荐并依法产生的董事长和董事；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独资企业中，设董事会的由市政府或市国资委指定的董事长和委派的董事，未设董事会的由市政府或市国资委聘任的经理人员。

第四条 监事依法行使企业监督权，保障国有资产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监事依法行使企业监督权的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监事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活动。

第五条 市国资委负责监事管理制度的制定和监督实施,并负责监事的选拔、委派、推荐、交流、培训和考核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国资委设立监事派驻组，负责未设立监事会的企业的监督工作。监事派驻组由组长一人、监事若干人组成，办公地点由市国资委确定。监事派驻组可设秘书一人，由监事兼任。



第二章 任职资格



第七条 监事的任职资格由市国资委依法审核认定。

第八条 担任监事的人员除《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熟悉并能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能依法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坚持原则，廉洁自律，忠于职守；

（三）具有财务、会计、审计、金融、法律或经济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工作；

（四）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

（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身体健康，能适应工作需要；

（六）年龄一般在60岁以下；

（七）经过岗位培训，且考核合格。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监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清算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的；

（三）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并对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的；

（四）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的，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的；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

（六）其他不适合担任监事职务的情形。



第三章 工作制度



第十条 委派到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对市国资委负责并报告工作。

推荐到国有控股公司的监事对市国资委和所在企业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一条 监事工作报告制度：

（一）监事每季度向市国资委书面报告当期企业财务情况、经营管理情况及其评价、招标、诉讼、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

（二）每年年初向市国资委报送当年工作计划，年末向市国资委报送当年工作总结及对派驻企业经营业绩的评价；

（三）根据市国资委的要求，即时报送派驻企业的专项检查情况；遇有关系国有资产安全的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时，应当即时向市国资委报告；

（四）监事向市国资委报告工作，应当同时对所反映的情况或问题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及建议；

（五）监事报告事项由监事会主席负责上报。监事会主席必须就报告事项征求其他监事的意见, 并在报告中充分表述, 经联合签名后上报。对报告事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其他监事可以单独向市国资委报告。

第四章 主要职责及权限



第十二条 监事的主要职责：

(一)监督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规定和制度情况, 企业建立及执行公司章程和制度情况；

(二)监督企业财务情况。查阅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及其相关资料, 检查财务状况、资产质量、经营效益、利润分配等情况, 对企业重大风险、重大问题提出预警和报告；

(三)监督企业国有资产运行和保值增值情况。检查企业战略规划、经营预算、经营责任合同的执行情况, 检查资产重组、企业改制及产权转让的规范情况, 检查企业贯彻出资人意志、维护出资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四)监督国有产权代表的经营行为, 提出对国有产权代表的奖惩和任免建议；

(五)监督企业内部控制制度、风险防范体系、产权监督网络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六)指导子公司监事会工作；

(七)履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承办市国资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监事的权限：

（一）列席董事会及经营班子会议，了解企业重大决策情况；

（二）听取企业董事、经营班子成员就有关财务、资产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的报告；

（三）对企业员工进行调查询问，要求企业有关部门对相关情况或问题作出解释；

（四）要求企业报送重要会议纪要、决定、合同、协议、财务报表等，向企业索取其他文件的备份；

（五）查阅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等财务会计资料以及与经营管理活动有关的其他资料；

（六）向财政、工商、税务、审计、海关等部门和银行调查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

（七）向监事会提议或向市国资委建议聘请中介机构对企业有关事项进行审计和核查。

第十四条 本规定第十三条监事列席的会议是指涉及下列事项的会议：

（一）重大的筹资、融资、投资和每年财务预算、决算；

（二）重大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变动；

（三）企业及其所属单位分立、合并、解散、清算；

（四）企业及其所属重要部门、重要子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人事变动。

第十五条 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工作，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督促检查监事会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签署监事会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

监事会其他监事在监事会主席领导下, 按照监事会内部分工履行职责。



第五章 工作纪律



第十六条 监事应当遵守本规定，执行监事会决议，按照规定的工作程序办事，对工作诚信、勤勉。监事应当遵守下列工作纪律：

（一）未经批准不得在派驻企业或其他关联机构兼职；

（二）不得接受派驻企业现金或实物报酬、福利待遇、馈赠及在派驻企业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三）不得参加由派驻企业安排、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与经营行为无关的消费等活动；

（四）不得参与企业内部员工持股或参与企业内部集资分红；

（五）不得利用工作之便干预企业的人事任免。

(六)对监事会会议纪要及工作报告内容保密，不得泄露企业的商业秘密。

(七)监事对企业董事、经营班子成员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企业利益的决议、行为不承担责任，但未按本规定履行要求纠正和向市国资委报告等义务的，视为监督失职或渎职，应当依照法律、法规、本规定和企业章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六章 管理与待遇



第十七条 监事实行聘任制度。市国资委通过组织选聘或公开竞争的方式聘任监事，并与监事签订聘用合同。监事可以同时兼任两至三家企业的监事工作。

第十八条 监事每届任期3年。任期届满后，经市国资委考核合格，可以连任，但在同一企业连任最多不得超过两届。

第十九条 监事实行回避制度。市国资委不得委派监事在其直系亲属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总经理或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财务部长（经理）、审计部长（经理）等职务的企业任职。

第二十条 监事实行年度和任期考核制度。市国资委与监事签订年度和任期工作目标责任书，明确双方责任及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

市国资委依据年度和任期工作目标责任书对监事进行年度和任期考核。

第二十一条 市国资委对监事薪酬、福利和社会保险实行统一管理。

第二十二条 企业监事会工作经费经市国资委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列入企业年度预算, 并计入企业成本。

第二十三条 市国资委受理对监事的投诉及举报。

第二十四条 监事在履行职责中成绩突出，为维护国有资产做出重要贡献的，由市国资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五条 监事未按本规定履行职责，应按工作目标责任书的要求承担相应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及其他严重后果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追究行政、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监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规定程序予以解聘：

（一）经市国资委年度考核为不称职的；

（二）严重失职、渎职的；

（三）有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所列行为规范，情节严重的；

（四）一年内无法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累计达6个月以上的；

（五）因工作需要不宜担任现职的；

（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七）其他不能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

因前款第（二）、（三）项导致国有资产损失严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章 企业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企业应当依法为监事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二十八条 企业应当如实向监事报送企业决策、财务会计、重要合同等重大经营活动情况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完整、有效、合法。

第二十九条 企业应当提前通知监事列席重要会议。

第三十条 企业有权向市国资委报告、举报或投诉监事的违规行为。

第三十一条 企业有下列不支持或抵制监事监督工作情形之一的，市国资委依法追究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拒绝、阻碍监事依法履行职责的；

（二）拒绝、无故拖延向监事提供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等有关资料的；

（三）隐匿、篡改、伪报重要情况及有关资料的；

（四）对监事会成员进行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他特殊行业企业的监事有特殊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 市国资委推荐进入市属国有参股公司的监事，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前提下，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各控股公司可根据本规定, 制订对所属企业监事进行管理的具体办法。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由市国资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